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2006向魅力致敬
艾未未:发出强壮的声音
2006年12月20日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魅力应该是一种神秘感,一种个性,一种能让人保持好奇心的东西……”艾未未划过一抹轻诡的笑,“就像我太太。”

  话音落时,他的太太陆青正打他旁边经过,熟视无睹地拾级而上。被他昵称为“魅力先生”——那条从东北大街上捡回的扫帚狗,欢快地跟在陆青身后,雀跃不已,时时爆发出“汪——汪汪、汪汪”的叫声。

  “听!是不是很奇怪?像是人学狗叫,实际上就是狗叫。”艾未未目光和蔼,与他那把浓密、带有野性的大胡子不甚相称;他的声音低缓,与他曾在博客中、媒体上呈现出的尖锐风格,也不太相符:

  曾经戏谑张艺谋的导演风格 “就是一个陕西农民,农民种豆得豆丰收了喜气洋洋是很正常,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这样地骄傲”;

  曾将联合反对奥运会建筑“鸟巢方案”的几十名院士比作“上蹿下跳的低能儿”,称“丧失了基本道德与专业品质、美学辨识能力的院士们,为了维护正在失去的天堂而哀嚎……”;

  曾在《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一文中写道:钟南山说,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也只是一水之隔;

  直到最近,他又为北京丰台公安分局对六里桥“流动人口出租房”进行清查一事,而在博客上忿忿不平;

  “艾未未不是一个标准的建筑师,更像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人曾这样评价他。因而,在2006年他备受争议。

  声称“多年不看电视,因为没法看”、“对媒体的良知存有质疑”、 “在博客上发表观点很慢,常在深夜里用一个手指头敲打键盘”……如此这般的艾未未却说:“我常常问自己……我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很难拿、很难办的人?”

  “这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

  “面前的这只杯子,你能看到它,可你能看到在此之前,它被谁碰过、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吗?”艾未未紧盯着宽整桌面上的大口杯问道。

  “何况要了解一个人?”继而他追问。显然,他不相信谁能真正被了解,谁又能真正了解他。

  然而有一件事比较清晰,他不爱谈及他的父亲,诗人艾青。如果以为他只是出于自尊,如他所说,他没有做“名人子女”的感觉,似乎单薄;如果相信一个传闻,提及他和父亲,在新疆石河子20年的生活,他曾“双眼湿润”过,他会矢口否认,“哭?不可能,我好久没哭了。最后一次掉泪,还是1996年吧。”

  那一年,艾青逝世。

  “早就记不清哭的原因了,说不明白。”艾未未又绕开了话题,“但不会是因为一家人在文革中生活,那不是我个人的事。”

  1967年,一辆拉煤的敞篷军车从石河子垦区驶向条件最为艰苦、路程最为偏远,号称“小西伯利亚”的144军团。途中,大风刮起,漫天黄沙。车晃悠了三天三夜,与车上煤堆混为一团的,还有五口人:艾青、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两个儿子艾未未和艾丹。

  “敞篷车是没有遮蔽的,一阵大风刮来,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草席吹跑了,就剩一张小木凳了。”

  颠簸到达农场时,已是暮色黄昏。灯是用一只小铁盖做成的。漆黑中,燃起的星星之火,是浸在油中的一根鞋带。微光如豆,好像这家人在当时怀揣的点点希望。

  “后来几年,父亲就凑在这盏灯下,偷偷翻看《法文词典》,把一部罗马史写在一张张过期发票上,发票的纸很薄,很脆弱……他的眼睛就这样瞎掉了。”

  身份低人一等,睡觉的地方也要低人一等吧,他记得到达农场的第二天,农场干部将父亲领到一个地窝子前指着说,以后这就是你们住的地儿了。

  “父亲带着我一起进去。里面太黑,他进来时,一下子将脑袋撞在了梁上,他猛地蹲在地上,半天不能起身,等他站起来时,脑门都冒出血了……”

  现在,艾未未享受自己的领地,没有高空吊顶,空间直至空寂,拱圆的窗子,宛若教堂的某处,他倒无限怀念那个被他和父亲抬高20公分的地窝子,他说那是他建筑天才的第一次展现,在压抑的氛围中,它仿佛让人更安全,“里面冬暖夏凉,屋顶和地齐平,常常有猪从我们的屋顶跑过时,猪的后半身会掉下来。”

  身为诗人,父亲不被允许写一个字。白天,分给他的工作就是扫厕所。“长达数年,他没能休息一天。”

  如果厕所一天不扫,无疑第二天的工作量将更加繁重。对于扫厕所,艾青倒是心态平静,“他曾对我们说过,他快奔60的人了。这一生有谁为他打扫过厕所,他也不知道,现在轮到他为别人打扫厕所,很正常。”艾未未也平静如水。宛若多年前的一天,他看到父亲满脸墨汁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一脸惊讶,父亲只淡淡地说,今天挨批斗时,有人把一碗墨从他头顶浇下……“因为缺水,他的脸几天都是黑的。”

  作为“三反分子”的子女,艾未未学会了种烟叶、锄草、插秧、砌墙,“各种农活都会,是生活让我赋予它智慧。”盼着一年吃一顿肉,过年时在玉米发糕上加点糖,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唯有学校是他的心结。“十岁时,就觉得这学校没法呆了。”他是可以一面按社会要求极其熟练地背诵《毛主席语录》,站在伟人像相前,忠诚地做着“早上卷笔时,力气大了,将笔卷断了”之类的请示汇报,一方面又像有另一个艾未未站在身后,观察“这段人类最黑暗最荒谬的时期”。

  “如果我死了,我的墓志铭将是,这是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他曾如此断言。

  “这是我自己的家,为什么要像陌生人”

  1978年9月,艾未未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

  “我并不想考。主要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参加考试。他每天会来看我画画,人特别善良,让我觉着如果不画,我会不好意思。”

  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两年,他参加了“星星画展”。而这时,艾青一家才从新疆军团回到北京。一家人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回来时,他还没正式平反,是以治眼的名义回京的。”

  回京后,父子的关系还是那么脆弱,他瞅着沉默寡言的父亲像一个怪物,而成为大学生的他,在父亲眼中也是不太入眼。

  真正令他苦闷的,还是学校。据说,在艾未未中途退学前,他做了一件令常人无法理喻的事:某个深夜,躁动不安的他将学校画室里的模具砸个稀巴烂。

  “倒没那么夸张吧。但当时确实感到很无望。你明明那么无知,那么需要保护。从小到大,学校就是无法满足你。”艾未未哈哈笑道。

  1981年,女友出国了。随后,躁动不安的他也出国了,“口袋里揣着30美元,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得以解决”。

  在纽约,学校依然令人窒息。在一间建筑学院里呆了半年,他又退学了。他的家变成中国同胞们的“暂留所”。而他在他们眼里,却是一个十足的“怪胎”。

  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费力出国,不为将来能在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而苦心经营。而宁可沿街去敲门,用不流利的英语介绍自己,声称自己没有工作,只要有最低工资活下去就行。给人刷碗、洗盘子、扫地、看孩子,混迹赌场赌21点。“我的赌技在中国人中算是不错的呢。”他不乏

幽默言道。

  “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是残酷的,还有,它又是脆弱的。”

  青春如斯?在美国12年,艾未未爱过、恨过,大白天里剥光衣服,立在双子大厦的喷泉前,留下过自己青春的痕迹。

  多次成功地举办过绘画个展,自称知识结构很差,认不了几个字的人,成了名符其实的“艺术家”。

  更多时,他则像哈姆雷特,“每天早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常呓语是不是还要起床,是不是还要活着……”

  直到都市的喧嚣将他真正唤醒,然后又是新一轮的闲聊、思考、无所事事。

  原以为额上的皱纹加深了,心里的喧嚣会渐渐隐却,而对于艾未未,仿佛只是音带低沉了,本质还是犀利的:

  “我在美国12年,没有一个警察敢冲我瞪眼睛,或检查我的身份证,如果我或我的孩子在冬天大半夜里被人叫起,受到盘查,你让我还怎样爱这个国家?”

  “我并不是为犯人说话,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而且只有法律定义他们确实犯罪,他们才是犯人。”

  “公平与正义难在哪儿了?国家机器在行为上就是社会的佣人,他不能越权,不能成为御用的工具,他要怎么管理,应问问公民的意见,而这个公民的意见又无从问起……”

  “即使我们国家再穷,也不应从学生身上捞钱,也不应发生病人因为没钱治病,倒在医院门口无人问津的事情……”

  “我没有孩子,如果……我能选择……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回中国前,他放弃了绿卡;1994年,办过“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2001年在上海举办过“不合作方式”,后来,赫尔佐格设计事务所在中国参加竞标,他们需要找一个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项目设计工作。“对我来说,凡是不熟悉的事情我都愿意参加,当然我没有去想这个跟奥林匹克有什么关系。我答应去的时候,他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已经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我简单地问需要我做什么?他们说需要你说出所有看法。”

  “一个人要自信,勇敢,相信上天赐给你的一切,就像一颗心脏,看起来那么柔韧,几十年都能够发着强壮的跳声。”

  他说他没有家产、没有车子、没有后代,唯有信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微小也没关系,哪怕只是痛苦地哼哼,也能证明生命的存在。”

  记得刚回国时,一天,父亲在家中突然对他说道,这是你自己的家,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在这儿不用客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句话一直让我深有感触。我时常琢磨,他指的那个家到底是指个人小家,还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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