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的代价(上)

郭玉闪

2010-12-03 01:46:56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鹏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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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领导讨厌就自动消失,黄万里先生对三门峡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上,黄万里先生反对的更激烈,因为在长江上建坝后果比三门峡更严重。长江三峡工程与黄河三门峡水库一个巨大区别是,淤积三门峡的是悬浮在水里的小颗粒的泥沙,可以设法用水冲出水库,而长江除了泥沙外,还有沿河床移动的砾卵石,按黄万里先生的估计,重庆以上长江砾卵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修坝蓄水后这些砾卵石一粒都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后就会堵塞重庆港。

  三峡公司的工程师却不承认这一点。2003年潘家铮接受卢跃刚采访时对黄万里先生的估计嗤之以鼻,认为黄万里先生既没有把观点发表在什么负责任的论文里,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观测或者实验可以佐证,似乎黄先生这个在学术上最有份量的反对者只是在胡闹。事实上,黄万里先生关于长江砾卵石输移量的见解都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1993年,1995年),而且他还“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他对三峡砾卵石淤积的意见是专业且不容忽视的,相反,潘家铮的傲慢和虚伪则表露无遗。

  三峡大坝在经历数次实验性蓄水后终于在今年(2010年)10月26日蓄水至175米,所以黄万里关于三峡大坝的预言也许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如果黄万里等专家关于三峡泥沙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水库蓄水到175米时,库区回水将上达重庆,若遇到大洪水,河水携带的泥沙能把重庆淤积变成死港,而且嘉陵江也会因为淤积而抬高水位从而使重庆处于水灾的威胁之中。

  担心三峡大坝会被砾卵石迅速淤死,这从八十年代水电部门极力推动三峡大坝上马开始就已经屡屡由专家提出,但却几乎完全被官方轻视或者忽略,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工程论证都一再把黄万里这样的专家排斥在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程争议太大,所以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论证,第一次在1983年,由国家计委牵头,最后定的方案是蓄水150米的低坝方案,第二次是水电部组织的论证,前后历时两年多,得出的方案是蓄水175米的高坝方案;1992年最终拿到人大通过的是第二次论证的方案,而在这两次论证过程中,黄万里的观点都没有得到尊重和重视。

  其实,对于工程应该如何论证黄万里先生也自有非常专业的观点。黄万里先生在1993年《对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拦河修坝是否可行,首要的问题是对工程环境作分析,其次才是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具体在三峡大坝的可行性问题上,首先需要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机理,从而推断在长江建三峡大坝是否会发生砾卵石淤积库区,如若无法事先弄清楚砾卵石问题,则三峡大坝断不可修,也毋需再作后续的工程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

  所以,长江砾卵石的输移量和库区是否很快淤积才是三峡工程应否上马的最关键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泥沙淤积的忧虑,从九十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已经木已成舟之后,在无法停止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一批老专家转而求其次,多次上书要求按低坝方案建坝,或者至少把水位定在低水位(150、160米)。1998年,陆钦侃、徐洽时等一批水利专家写信给江泽民与李鹏,要求把水位定在160米,把省下的钱用于上游工程(李鹏以不耐烦的口气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到2004年6月,三峡已经蓄水到135米后,陆钦侃又一次联合300多名专家上书紧急建议,“三峡蓄水到156米后,一定要先停下来,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否则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上游洪灾和重庆港淤积”。

  若只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泥沙问题一片光明。2007年底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表示,库区泥沙来量下降,水库排沙比高于设计预计值,特别是2006年和2003年,原预测入库泥沙量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潘家铮则保证“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三峡完全可以快速提前蓄水至172米或175米。

  可是,正如四川社科院专家鲁家果所分析的,“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另外一些专家,比如老地理学家金绍绸认为: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荣天富,也曾明确说过,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2006年2月,地质专家范晓作了一次三峡之旅,发现长江左岸一条支流乐天溪口已经被泥砂淤高成一大片滩地,溪流几乎被堵死,淤积的泥沙有20米厚,而“在重庆主城区汇入长江的嘉陵江,就是一个放大的乐天溪”。

  重庆政府对三峡蓄水后港区汇淤积显然也是有认识的,所以才在2003年开始动工建设寸滩港。而且2004年三峡大坝蓄水一周年时,南方周末记者赴三峡调查时,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还曾对记者表示,“重庆港区淤积正逐步变成现实,重庆港区肯定是会淤掉的”。

  对此,三峡总公司也并非全无意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4年的报道,“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如果实在不行,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三峡公司主要打的算盘还是多蓄水,多发电,用发电收入来补助重庆挖淤。越快蓄水到175米就能越快获取更多的收入。这只要简单算一笔经济账就很清楚。三峡大坝每多蓄6立方米就可以多发一度电,当蓄水位从156米升到175米时,水库总库容从234亿立方米增加到393亿立方米,可以多发26.5亿度电,按三峡电力平均0.25元的售价计算,三峡开发总公司就可以多获利6.6亿元左右:而且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的说法,“水库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置换,重复利用。三峡利用完这些水,还可供紧接的葛洲坝电厂使用。因此,实际增发电量还远大于这个数。”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陆钦侃、李锐等老专家不断呼吁低水位蓄水,实际发生的情况依然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三峡大坝一直都处在加速蓄水的状态,原来的计划是2003年135米蓄水后四年,即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对库尾泥沙淤积实际测量结果以及移民的具体进度确定175米蓄水的时间,初步暂定为6年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在2013年蓄水至175米。事实上,2006年10月份,三峡大坝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156米位蓄水;随后三峡开发总公司又在2008年初宣布,今年要完成第四期移民,并实现蓄水至172米或者175米,2010年10月,大坝蓄水至175米,比原计划整整提前3年!

  一旦三峡工程完成蓄水175米,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泥沙问题上就完全失败了,剩下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会像三门峡水库时不幸言中。如果确实不幸言中,黄万里先生已经在数年前去世,不用亲眼目睹灾难后果,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灾难,长江断航、重庆被淹、四川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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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泥沙淤积外,三峡工程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在蓄水位不断增高之后,出现了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财经》记者的采访,“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7月13日凌晨发生的千将坪大规模滑坡更是一场大悲剧,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地质灾害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八十年代水电部主持论证时有专门小组对滑坡地震等做过测算,但结论是:10万平米以上的崩滑体共有260处,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可我们仅从2003年一年实际发生的崩滑数量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电部论证时的谬误之大!另外,经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还有水库污染、生态破坏、大坝碍航、移民生活无着落等等问题。水库污染的严重程度也是事前没有料到的;而水库修成后会形成的黄金水道以及开发性移民的优点都是三峡主上派事前夸下海口的,如今和他们说的恰好相反,三峡大坝船闸已经成了长江航运的障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去三峡,发现“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其中,船舶等候时间最长的为5天5夜”。

  至于移民问题就更严重了,财经文摘的记者到三峡库区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可以代表多数移民心声的一段话:“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镇压,多次镇压。”从移民的反应看,开发性移民并没有把移民移富,相反,移穷了;客观的说,当年力主上马三峡工程的,包括李鹏、钱正英等,都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断强调,但现实是,移民工作的难度不是靠一厢情愿和一点决心就可以完成的;李锐曾说过,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超过了地质灾害,新安江水库修好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对记者表示:“2006年3月我担任重庆副市长,记得当时接受任命时,组织上对我说,三峡工程的关键在移民,移民的重点在重庆,三峡移民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坦率地说,我压力很大”,事实上,重庆能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所要承担的移民工作,有李记为证,他在1996年8月1日里写道: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市的身上。

  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比如移民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根据鲁家果先生的核算,“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三峡百万移民将来会如何演变,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看清楚,但总的来说,实在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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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围绕三峡大坝产生的问题,在三峡大坝一米一米的增高中也一点一点的累积。究竟中国社会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很难追问,却又是任何一个关心三峡工程命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追问的问题。

  当然,三峡工程带来的全部代价是不可能统计的出来的。但是,工程本身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在工程开始之后则可以直接统计;所以如果关心三峡工程的代价,可以从工程预算与工程决算开始谈起。

  工程预算,在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决定之前,八十年代两次论证都提出过。第二次由水利电力部主持的论证会上提出的工程预算是当时争议的焦点,这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419.4亿),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这个预算一公布就遭到了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他们一起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与建议》,其中专门提到静态预算361亿的估算不足,理由有:第一,87年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用86年的价格计算低估了静态资金;第二,少算了库尾淤积带来的治理费用和移民费用;至于动态预算934.5亿元,比较这群老专家算出来的结果就差的更远了,算法是由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

  在1989年第十次论证会上,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水电部论证小组对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在能看到的材料里(《三峡工程的论证》,潘家铮等,1990年),唯一一个能支持这些老专家部分观点的是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顾问的石衡,他在第十次论证会发言上提到:“报告中静态投资用1986年价格为361亿元不合适,预计1989年才提出可行性报告,建议调整改用1988年价格为基础,然后按分年投资和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计算,累计后为总的静态投资,可能大于报告中的673亿元,该多少即多少”。他发言里说的673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第十次论证会上将(在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经营成本等都计算进来的数据,如同第九次论证会一样;这些对公众“隐藏”的数据,在以后按1990年价格、1993年价格计算的预算里也同样没有出现。

  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或资料,是回顾三峡工程预算历史时一个显著的困难;我们只能从那些在论证会上发言人说的一些蛛丝马迹里推断出一些内容来,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水电部论证小组用世界银行也使用的Gesp数学模型来计算比较不同三峡工程间的优劣;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电部门对外宣传的预算和实际数目存在着差距,他们对外宣传的预算费用一直都没有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成本,但实际上第九次和第十次论证会上最终的静态投资数目都还包含了其他成本,也因此总静态投资数目超过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难怪乔培新先生接受李树喜采访时所说的(见《长江长江》,戴晴主编,1989):总投资概算埋伏太大!

  其实,不要说可行性报告里计算三峡工程花费的细节了,当时,那些反对三峡上马的人即使只是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影响广大,将对三峡工程的讨论从专家圈扩散到了社会,这本书因为主要汇集的是“反上派”的言论,因此在出版之前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据理力争,肯定就被领导(按黄万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此领导当是李鹏)禁止了,主管论证部门的甚至“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可见,虽然一直号称要在三峡工程上民主决策,实际上三峡“主上派”的盖子捂的有多紧!

  预算上的埋伏,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按1986年价格计算的三峡工程361亿静态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论证时是官方关于三峡工程预算的标准说法,官方的第二个标准说法是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预算案,“工程静态总投资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为571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从法理上说,这个方案是最具权威的,但事实上,这个预算方案被官方提及的次数最少。因为很快,到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离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提案一年多点,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

  从1988年到1992年再到1993年,三线工程静态总预算从361亿升到571亿再升到954亿,几年内就将近翻了两番。而物价指数,按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6年到1993年,累计上涨不到2倍(1.9倍多点),如果这些预算变化里没有埋伏的话,只靠物价指数是无法把361亿变成954亿的。

  继续阅读:三峡工程的代价(下)

5月22日下午,酷6被裁员工和在职员工共计70余人在北京重庆饭店召开发布会,被酷6解职的高级副总裁郝志中、副总裁曾兴晔代表员工宣读声明。声明中提出三点要求,要求责任方对本次违法、暴力裁员事件作出道歉;对5月18日在酷6网华东办公室进行暴力裁员的组织者、实施者追究责任;恢复被裁员工在酷6网的原工作岗位。胡雪柏/CFP

 

针对当前情况,酷6代理CEO朱海发发给内部员工的一封题为“三个事实,一个态度”的邮件,对冲突以来双方的一些说法进行了回应。不过,双方争议仍在持续。图为5月22日,酷6网被裁销售员工与部分在职员工合影。浦峰/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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