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世上某些精明人,工于算计,每个时段都能作出精明之举,不惜自己的人格,更不惜绑架别人的权益,在某一时段,似乎可以辉煌。但是,从长距离的时空来看,人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爬得更高而对他更多尊重,最后评语往往只是两个字:奸贼。

精明计算重判刘晓波

中共政权内部也好,参加盛世合唱的精英,以及回国抢喝盛世汤的海外人士(包括当年的民运人士)也好,就不乏这样精明的奸贼。他们中间曾有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当局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有很精明的人献计献策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越来越多,不打击、遏制是不行的,但打击面太大并不上算。怎么办?采取中国传统智慧:擒贼先擒王——抓住主要分子,从重从严打击,对于他的惩罚,要给所有人强烈震撼。这个人,就选中了刘晓波。他有知名度;他坐过牢,在当局眼中就是屡教不改的惯犯;他也确实是《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之一,于是,当局把他抓起来很长时间之后,重判了他11年徒刑。

此举的效果,让当局相当满意:阻吓了可能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阻遏了《零八宪章》在国内迅疾发酵的势头。

但是,这些精明者却并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精明的计算之后采取的这一极端过分的举措,更加凸显了刘晓波的地位和影响力。试想,如果他们将刘晓波付诸三年劳教,或者让他被旅游,或者安排一些看起来更轻、但更周密更为多样化的限制处理,刘晓波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吗?

中国当局不少决策都与此类似,初看比民主社会中的决策要精明许多,但是后患无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是有的石头当时就砸,有的则是过了很久很久才砸。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当局的决策表示疑虑甚至焦虑?原因正在于此。

刘晓波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圣人需要远距离才能出现。口吃的作家刘晓波离我们太近了,他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犯过错误,他在某些方面的缺点或比常人更多,更明显。他软弱过,他的言论在异议人士中至今也有质疑声(这太正常了!)。但是,刘晓波为了理念所付出的代价,也比常人更多。他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几年前他得吭哧吭哧爬格子,写到凌晨四五点钟,挣一点生活费。他坐几次牢?三次吧!……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但是,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说老实话,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并不是绝对公正。不可能经过定量的科学比较、不可能平衡所有政治力量。人们批评和平奖评选,许多都不无道理。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个和平奖、人权奖,会比诺贝尔和平奖更有权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给奥巴马自然是可笑,但是授予其他很多人就一点也不可笑——授予前苏联、纳粹德国、波兰、捷克、缅甸、南非、印度等等许多国家的人士,甚至授给达赖喇嘛,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要比当选一国总统、比像比尔?盖茨那样天文数字的财富,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不知要大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地可被视作当今世界最有权威的和平奖、政治奖、人权奖,这种公信力,这种权威性,不是轻佻、恶毒的言辞就能抹杀得了的。

怎么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难以预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盘点这件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年主张重判刘晓波的这些精明人,尝到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且不说最近官方媒体奉命刊发的种种批判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奬的文革式语言的文章了,而堂堂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对德国国防部长发飙,竟然用了40分钟时间语无伦次、毫无根据地痛斥诺贝尔奬,称如果有人反对美国政府,那么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有人反对中国政府,他就成为可以获奖的人,执意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与美国政府挂钩。这样高层级的军事官员,总参谋长呀,应该是最掌握情报的人,却如此不了解对手和国际形势,连对手的基本情况都毫无所知,实在是个愚人节的笑话。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高层的信息并不短缺来源,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不会象总参谋长那样浆糊,他们不会相信要老百姓相信的那些谎言。有如此低能的公开表现,无非透露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奬问题上,中南海确实陷入了茫然无措,抓狂了,不知该采取什么様的对策了。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第一种,是流放出国。这种办法,在当局看来是有成功先例的:、王军涛、……在监狱中俨然成为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红人,一旦释放出国,过不多久,不就废了他们的武功吗?作为个人,他们或许能开创一片生存空间,但是,作为民运领袖,他们的影响力确实大为衰减,对中国当局的威胁大为降低。那么把刘晓波放逐出去,不就也可以一劳永逸吗?
不过,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刘晓波会不会同意出国呢?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他并不同意出国;第二个,我们就假设一下:就算刘晓波同意被流放,中共成功地将他驱出国门,他就一定会重蹈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的覆辙吗?
我觉得不会。原因非常简单:就在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奬是全球性的,颁发给谁,就把获奖者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精神领袖。刘晓波若真的来到海外,他最大可能性的选择,不是成为某个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或者一头钻进唐人街;他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大声音,他会遍访各个国家,见到各国总统、总理——他到美国来,美国总统无疑会接见他;他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首脑也会接见他;他到法国去,别看法国总统对胡锦涛称臣,也会接见他!我敢断言:刘晓波将见到西方所有国家的领袖。一直想提倡和促进中国人权的组织,找到了一个力量的支点;也使那些由于西方与中国发展贸易而利益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找到了一个支点。
对媒体而言,刘晓波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想一些达赖喇嘛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使他的威望提升多少!刘晓波虽然不像达赖喇嘛那样有一个流亡政府在后面支撑,也不像瓦文萨有一个团结工会可供依托,他只有一班相对松散的朋友圈。但是,刘晓波有中国正在崛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个背景,他的影响力便也同步放大。
以前胡锦涛出访,海外反对势力会去抗议,西方媒体也会报导,但反对势力毕竟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如果未来胡锦涛出访,刘晓波正在海外,他运用他的号召力发起什么活动,会出现什么局面,就很难想象。西方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媒体的影响力。在当今时代,刘晓波就是媒体最好的宠儿。他如果出来,影响力是魏京生、王军涛和王丹这些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不亚于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在世界上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但是,更多人给予达赖喇嘛的主要还是同情,对西藏文化的欣赏。
从达赖喇嘛,到赵紫阳,到刘晓波,达赖代表的是宗教,赵紫阳命运则是体制内的震撼,刘晓波是民间,三个人是一种递进,一种晋升。刘晓波所激发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惊讶同时的一种疑惑、惶恐的态度。对于西方领袖,在与中国交往事务的决策中,刘晓波的影响力会超过人们想象。

关押就是造就神

第二种方式,是保外就医。过去很多良心犯保外就医,被当局软禁起来,使这些异议人士的声音萎缩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媒体总有降温的一天吧,他们的知名度毕竟有限,西方媒体提到他们,名字前面会冠以中国异议人士的名头,这些报导讲的是一个很遥远国度的故事;未来刘晓波被软禁,西方媒体报导他的名字,前面要冠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每时每刻都能辐射影响力,就像好莱坞的影星、皇马俱乐部的球星,再平常的话,也可能上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和缅甸的昂山素姬一样。他是媒体永远紧盯的人物,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制造国际媒体的大新闻。在我看来,他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被软禁的赵紫阳。赵紫阳虽然贵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西方媒体看赵紫阳,是一个政治领袖,是一个在权力争夺的败北者——虽然他在晚年也有很清晰的民主观。在西方的老百姓之中,赵紫阳的震撼力远远超不过刘晓波的震撼力。
第三种方式,是继续关押。这就使得刘晓波的拥护者、追随者,有了抗争的最好理由。他可以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也不做,他的锦州监狱每时每刻仍然都在向认同刘晓波的人、向对现实不满的人产生吸引力——在被关押期间成为诺贝尔和平奬得主,这在该奖历史上只出现两例,前一例,就是纳粹德国的奥西茨基。多关刘晓波一天,就多一天让刘晓波扩大影响,就多一天被全球民众用纳粹德国与共产中国做比较。他的精神的感召力,他个人的神化,致使同情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价值观是永恒的

人们会持续追究:这个诺贝尔奬得主,怎么还是个囚犯?他干了什么危害社会的怪事?抢劫,强奸,贩毒,还是杀人放火?一查,原来只是冩了些批评当局的文字!如果缅甸这样做,国际社会会因为它的偏远、它的狭小,而不以为然;但这是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如此巨大,中国经济活动如此活跃,不仅买下了非洲很多地方,而且买下了美国、西欧的许多企业,这样一个政府,在声称要成为现代大国,要成为国际领袖。那么,在中国愈来愈强大的时候,刘晓波的精神力量将与之相适应,而不会因为中国日益繁荣而降低。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短视的,但选民是长期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不讲道义、追捧胡锦涛的西方政客和商人是有的,但是,秉持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广大民众,不允许无止境向侵犯人权、对抗民主自由的势力低头妥协。政客们迟早会感觉到来自民众的这种压力,他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会得到教训。西方的老百姓当然也生活在现实之中,也有各种日常难题需要面对。但他们不可能长期容忍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政权,要跟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西方的首脑也就不得不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断地提起刘晓波之事,刘晓波就成为国际社会用通行准则约束、曳引中国的一条缰绳

最恐怖的可能,最大的恶果

除了上述三策,还有人讲得更恶毒、更毛骨悚然:将刘晓波不声不响地去干掉,埋了!但他们敢不敢做,会不会做?我是非常怀疑的。虽然一些人不是没有这样想过,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恐怖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让政府不喜欢的人士永远消失这种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但是非常非常低。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刘晓波就成为了一个神,一个号角,那些对刘晓波有各种议论、各种批评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得过且过的人,休眠的良知就会被惊醒,连绝大多数体制内的人也不会接受。
这最恐怖的可能性,为什么最不可能?因为它对中国当局有最大的恶果,最大的风险。
左右为难,这就是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当局当然可以开动宣传机器,鼓吹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不会有什么影响力”“只要中国搞好经济,反华反共势力就不会得逞,但这都是自欺欺人。

胡温旗下一些官员太嚣张

有人说:胡温是刘晓波获奖的推手,确实如此。胡锦涛、温家宝对于异议人士的态度,远远不如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当年他们面对反对的声音,还知道保持一些弹性,保持一点互动,还多少顾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现在,胡温旗下的一些官员已经非常嚣张了,不仅在对外交往中出言不逊,而且对内部的不同声音,施行压制手段也无所顾忌。这表明了他们强大吗?毋宁说,表明了他们的虚弱。奥运、世博、亚运,60周年国庆……都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最后将刘晓波重判 11年,这都是他们的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
刘晓波获奖只是个开头,这种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还将继续延伸,我没有看到由于刘晓波获奖,当局有任何幡然悔悟、改弦更张的迹象。看看他们文革式批判文章,看看总参谋长信口雌黄,看看当局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学者徐友渔、对艺术家艾未未、对记者高瑜……那些师出无名、蛮横无礼的举动。中国国安、公安的控制对象的名单,究竟有何等庞大!这将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让纳税人买单!而且,日后这种名单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因为中国的开放不可逆转,百姓民智会更加开启。当局当然可以收买一部分精英分子,可以收买一些民运分子,难道还能收买天下所有的精英、所有的民运分子?压服不了、收买不了的精英、民运分子,人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爆破口。看一下参加艾未未的河蟹宴有数百人参加,就可以多少明白了。
过去我曾经判断星星之火,不可燎原”——当局对任何局部地区的星星之火,都以高压态势全力扑灭,不使蔓延;但是这几年来的形势发展修正了我的认识:扑灭了任何一粒星火,这个社会就没有火了吗?不!星火被逼到地下,就成了地火。地火更不可知,更可怕:辛亥革命不就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事件发难吗?清廷就这么崩溃了!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这位专家,那个智库,这家媒体,那个商人,给中国变局算命,预测来预测去,分析了无数可能性。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它可能将重任托付给一个我们没有看重、没认为多了不起的人身上,或者将种子埋藏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小事上。有时候,有效地影响这个世界的就是些边缘人物、就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人。
中国到了必须有一个变革的时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最基本的公平没有解决——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公平,但是他们有基本的公平;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自由,但是他们有基本的自由;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民主,但是他们有基本的选举;西方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人权是可以讨论的……西方的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公开表达意愿的渠道,而中国这些东西都被官方高度垄断,在民间属于极度紧俏物资。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国度,却大国崛起,这难道不令人可怕吗?国内民众感到可怕,国际社会也感到可怕,历史上这样的强国危害一方甚至挑动得整个地球不得安宁的先例,难道还少吗?一个精明的、有效率的、财力充裕的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可能是个更大的灾难,而并不是更大的福音。
中国掌权者正在继续精明地走向国际舞台,他们迫使法国总统屈服,而不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外交战略和政治体制。这将被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从眼前看,有时得意,有时徒劳;若从长远看,必是愚蠢——就像将《零八宪章》核心人物刘晓波重判11年,似乎一时拦截《零八宪章》的扩散,最终却造出了一个比《零八宪章》更可怕、更有威慑性的对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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