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疯女子”张平宜


南都周刊:“疯女子”张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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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张平宜与大营盘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张平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优裕。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正文:

文_陈婉容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得到两个业内备受肯定的大奖,她认为这已经足以证明自己在新闻领域这个行业没有交白卷了,于是她开始思考:“下一个更大的挑战会在哪里?”那时候她的小儿子刚诞生,她觉得辞职当个全职妈妈,陪伴两个孩子成长,是她人生接下来最重要的挑战和新的阶段。

“要做个好记者可能要六亲不认,常常家里人都被你撇在后面,所以决定回家当全职妈妈,会觉得可以唤醒自己的某一部分,升华一下,从一个记者转型到全职妈妈。”

但在作出抉择前夕,一次在中国四川麻风村的采访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

另一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我们的采访在张平宜台湾“希望之翼协会”的办公室进行,这是一套三居室的普通公寓,与大部分台湾女人给人的温婉感觉不同的是,张平宜说话声音不仅不嗲,还很大声,隔壁房间都能听得到。回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大营盘的情景,仍然会忍不住大叫,“我上了那个厕所,妈呀,太可怕了!”

那是另一个世界。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从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件事让她于心不忍。她开始质问自己:“当一个记者,你还能够做什么事情?是回来可以把你看到的实际做一个报道,然后利用小小的人脉,去替他们争取一些社会的舆论吗?”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这是张平宜给自己的唯一理由,她没办法做完报道后抽身离去。回到台湾后,大营盘的孩子经常在心里缠绕。“你会觉得你当一个记者究竟在奋斗一些什么,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暴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病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张平宜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采访中,她常常提到自己的命运是在被某种力量牵引前进,包括在她即将辞职时对麻风村的采访,“老天爷让我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是有缘成为300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冥冥中老天爷交付给我的命运,在我学习当母亲的过程中的更大任务。”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出身媒体行业,张平宜很懂得使用媒体。“我觉得快速引起地方政府注意的方法就是寻求媒体帮助,因此除了两岸电视媒体、报纸、杂志的专访,我也积极邀请网络媒体到大营盘来采访。”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将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一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有一次,某个官员在张平宜的办公室里,两个人因为征地事宜而大吵起来,该官员“呸”地一声在校长办公室吐了口痰,张平宜跳起来大声喊道“我们学校不准吐痰”。现在讲起这个细节来,张平宜居然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讨厌那个局长,还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我的书,这个应该是给他的致命一击,他可糗了”。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近日,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张平宜会在大营盘呆到什么时候?许多当地人会这样揣测,张平宜说,如果政府或者社会能给麻风村教育更多的资源,让她一手创办的大营盘小学变成公办的学校,三年后她会交棒,“我可以转型,不再是站在一线的执行官,改成给奖学金之类的。很多事情我就不再亲历亲为了,我年纪大了。”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我还没跟大陆企业家募过款,现在我希望是我们的标哥(陈光标)”,说完这个,张平宜又补充说自己是在开玩笑,“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他很喜欢彰显他自己,非常高调”,张平宜说自己对陈光标行善的方式倒是没有成见,“我们标哥太可爱了,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痛快的捐款者”。

一个奇怪的记者

在别人眼里,张平宜是一个女强人,她也经常自问:我真的是个女强人吗?

从最初的一个感动,到坚持走了十年,与其说是爱心奉献,张平宜认为不如说是人生要学习的另一门功课。因为任何一种行善,绝对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种挑战与行动,更是一种承诺和永续,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很容易妥协于现实环境而放弃。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疯狂的个性让她在高中时就因为叛逆逃学,在三年内换了三个学校。她的父亲只拜托她能把高中顺利毕业就行,没想到她却顺利的考上了前三志愿的师范大学,跌破了大家眼镜,所有人都惊呼不可思议。

她说,师范大学改变了自己,让她在反叛的个性中,有一个中规中矩的力量拉着她前进。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丈夫这样的惊讶,让她相信每个人一定都有很多自己所不了解的潜力。“如果有时候换个环境,也许真的会创造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那种潜力呢”,张平宜笑着鼓励记者。

朋友们虽然相信她会做这样的关怀,但在麻风村能够呆上10年,觉得太不像她的个性了。没水,没电,被跳蚤咬,被官员怒骂,这些经历,和他们印象里的张平宜实在不太一样。

采访结束后,她感慨地告诉记者,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所以说嘛,让我过点好过的日子,我也很想悠闲地去喝个下午茶,我的命为什么要这么苦?我还可以继续奉献,但我不见得一定要到第一线去作战。单打独斗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十年了,我真的觉得我太苦了。”回想那时候一天要跑三个县,然后晒到整个脸都变成黑斑。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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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8日, 12: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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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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