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歌,它的原身都是很黄很荤的民间情歌,比如《十送红军》,就是当初江西送情郎的小曲。那些情歌里,只要把姑娘或情郎的名字,换成政治实体,那这歌就洗心革面,成了红歌。其实这个做法,古已有之。古诗里很多的香草美人,常常被解释为君主、贤臣。可现在连红歌的前身是情歌,我们都忘恩负义地不记得了。

  我五岁时,“文革”还没彻底结束,我什么儿歌也没听过,只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跟着共产党走”……记得那时在浙江农村看眼病,有个小伙子的女朋友在东北,没来,小伙子经常在河边,偷偷唱《敖包相会》,这首歌在当初被定义为“黄色歌曲”。从红歌的汪洋大海里,我突然听到一首“黄歌”,幼小的心灵感觉无比的震撼和兴奋。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才大面积地接触到了“黄歌”。那时候,更大的孩子们拉上窗帘,用砖头一样的“三洋”录音机放邓丽君的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我经常作为警戒人员,在门口放风,盯着有没有街道大妈过来。邓丽君给我的感觉,像一个贴心的、温暖的大姐姐的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后脖梗。在“黄歌”软绵绵的攻势下,“”坍塌得像一起豆腐渣工程。

  八十年代,我记得还有一本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其对“黄歌”的描述是:“从这种动物性的表现出发,以描写男女相处的爱情生活为主要内容……互相依偎、紧靠、拥抱、接吻等等。”我们就按照书里提到的“黄歌”的名单去找歌。在夜晚,听着忽隐忽现的靡靡之音,那真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啊。

  九十年代,摇滚乐渗透到中国,一些张牙舞爪的摇滚音乐家,出了一张《红色摇滚》。之前,崔健也翻唱过《南泥湾》,据说引起了当时某大人物的反感,仿佛觉得唱红歌也得有个资格考核。

  如今,我住处的隔壁,有一对老夫妻,从早到晚,都用一个大音量的电子琴伴奏,磕磕绊绊地唱红歌,一首歌总要反反复复唱好几十遍。你感觉整个重庆就在你家隔壁。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我想起了红歌的天敌邓丽君,便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从早放到晚,红歌变得气若游丝,到后来就没声了。

  有时,我会想念起红歌的前身,那些优美真诚的民间情歌。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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