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状况日益令人担忧,已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为之大声疾呼,近日在南京报摊上见到的《命运与文化》(部分章节),即可视为呼声之一。

作者在总序中指出:“用意识形态绑架信仰,是我们仍在继续的最要命的错误。”这是“导致信仰危机的根源之一。”“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民族)信仰之上,是极权主义的丧心病狂。只有使信仰独立于意识形态,独立于政治权力,它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个论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它能否立得住脚,有待谨慎斟酌。

一、信仰危机可否归因于意识形态?

信仰危机是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老话题,“文革”后期,“三信”(、信心、信任)迷失已经蔓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人崇拜被破除,信仰危机迅速暴露。回顾这个过程,确实是意识形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党要求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却没有统一的界定,“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安定团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更叫人迷惘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却是普遍贫穷,这必然使人们怀疑这种信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诠释,是政治的需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以,信仰危机,意识形态确实难辞其咎。

但能否认为意识形态是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呢?国民信仰的缺失,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没有超越现实的来世观念,只有现世主义,就是功利理性和实用理性。既无信仰,又谈何“信仰危机”?人们的心灵本来无根,无所恪守,必然都是机会主义者,都是市侩。这样的人群,在任何制度下都会投机钻营,在官场社会和市场社会都是这样。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又不是信仰危机的主因。

信仰对象是某种超现实的、绝对的、独立的、统一的、长久稳定的精神体,中国从来就没有这种精神体。忠恕孝悌,曾是我们的遵循,但这些观念不是绝对的精神体,而且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天道”似乎具有绝对性,但是,我们轻而易举地就把它世俗化了。中国人真正畏惧和畏服的是“天子”,而不是“天道”。“天子”不是永恒体。于是乎,人心就只能随着“天子”的轮替而变换,哪有什么精神追求?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对得起此生足矣。

如果说,“孝道”曾是中国人的信仰,那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并未公开否定它,那是如何丧失的呢?许多“逆子”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甚至根本不懂得党的指导思想。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经过长期的破旧立新和殡葬改革,但是,这种风俗仍然十分盛行,从不曾减弱过。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信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怎么能说意识形态是伤害信仰的罪魁祸首呢?

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信仰,至少没有典型(宗教)的、超越现世向往来世的信仰,中国人从来都是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深通世故人情,精于利害算计,对于任何理想都不屑一提,认为那是幼稚可笑的。谁信守规则,讲究信义,谁就是“宋襄公”,是蠢猪。谁不懂“潜规则”,他就是榆木脑袋,不可理喻。这种人心状态已经几千年了,岂是今日意识形态使然?

二、信仰能否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

作者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权力的控制,信仰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是一厢情愿?在中国,信仰果真能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吗?这是不是作者的一厢情愿?

政教合一,君师一体,是中国的悠久传统,统治者同时垄断权力和真理、物质和精神,何曾有过独立于朝廷和官府的信仰?即便今日,有何不同?连清华北大都衙门化了,庙宇教堂也完全行政化了,试想,脱离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究竟安于何处?没有独立的机构,没有独立之个体,何来独立之精神?

据此推知,我们要么就根本建立不起来信仰,要么就只能依靠政治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我看后者的可能性大。

三、我们的精神之路: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博弈

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精神生活,中国人从来都是理性人,不齿于非理性,要确立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纯属痴人说梦。我们能够建立的是理性的精神生活。

眼下的精神迷失,道德崩溃,本质上是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国家理性之间的冲突。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是个体理性的表现,完全局限于物质利益的个体理性,是畸形的,干瘪的,未发育的形态。这种个体理性必然与集体理性、国家理性严重冲突。一味挤压个人的精神空间,否定个人的独立精神,这样的国家理性也是病态的,是非理性的,这种国家理性导致个人理性严重物化。国家理性表现为宪法和法律,成熟的健全的国家理性,就是良法。就现实路径而言,只有通过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的博弈,促进“良法”和“良心”共生。良法是国家精神,良心是个体精神。这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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