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迎竹

上海特派员

尽管官方阻绝了西方的社交网络,但中国企业本身创造的网络媒体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迅猛发展,(microblog)用户数量至今已突破两亿。

在大约4亿5000万网民中,估计有超过40%开通了微博并经常用来获取和传达各种信息。兼具媒体与社交功能的微博,结合移动手机,使得大量信息和社交 活动正通过这一最新的平台在传递,包括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各种新闻和案件,都经由这一渠道迅速成为传统新闻媒体关注乃至跟进的焦点。

与美国推特(Twitter)相对应的中国微博,在美国以社交功能为主,但在中国则更倾向扮演公共抗争和社会动员的角色。

复旦大学传播学者张志安指出:“微博在短短时间内已经成为公众突破信息管制,以及很多弱势者进行个人维权时制造公共事件、获取社会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员平台。这是现有社会结构和需求决定的,因为表达机制不够通畅或不够效率。”

有鉴于微博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官方在被称为“微博元年”的2010年也快速进入这一渠道,建立与民众交流和传达信息的平台,但开通情况还不显著。

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最近完成的《2011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开通的实名政务机构微博达1708个,政 府官员实名微博720个。但研究单位指出,考虑到官员非实名的微博,实际应该更多。研究数据主要来自新浪、腾讯和人民网三大微博运营商,上海政务则包括上 海的新民网与东方网。

从职能部门的分布来看,全国政务机构微博中政府系统占97%,党务系统仅35个或3%;政协、纪委各1个,人大没有微博账号。在官员方面,政府系统官员微博占80%,党委系统官员占11%,人大委员和政协代表各占4%,纪委委员微博占1%。

面对群众压力大

纪委微博数太少  直接面对群众申诉的纪委微博数量的微不足道,显示对官方来说,面对群众仍然具有极大的压力。

从地区分布来看,南方省份开设政务微博的意识较强,江苏省的机构微博在省级中最多,达279个;超过100个的还有福建、广东、浙江、四川和江西五省。上海有35个。

在官员微博方面,则北京数量最多,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所开设的。

使用微博较多的职能部门是公安、交通、旅游、司法、党政机关等,在即时发布方面,服务性、实用性和互动性较强。其中全国公安部门开设微博数量达1228个,遥遥领先其他部门。

主持研究报告的张志安向本报指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鼓励商业和政府网站发展微博产品,因为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平台,“这是中国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始终在控制当中。”

官方对网络的监控手段越来越精密,但复旦的研究与监控无关。张志安强调:“这一学术研究根本的价值观是沟通,而且是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通过报告间接发 出声音。”他鼓励政府机关更积极利用这个便捷的平台与公众沟通,也接受公众监督,“政府是否乐意使用,和开明度与透明度有直接关系。”

网络舆情研究近年越来越成为“显学”,包括高等学府、传媒机构和官方单位,都在进行各种调查统计。对研究机构来说,这是新鲜热辣的素材,充满变化;对官方来说,这是监控舆论必要的功课。

除了对微博使用的报告,复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也构建了“城市网络舆情指数(CPOI,China Public Opinion Index)”,以中国最富裕的50个县级城市为单位,利用上海态格公司的信息技术,从网页与新闻搜索中,对网络民意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这个“2010中国大陆县级城市网络舆情关注度排行榜”,通过结合城市经济实力及人口等数据,分析中国百强县市中的前50名在网络上反映出来的民意,并根据指数排位。负责这项调查的学者陶建杰表示,研究对象只是50个强县,不代表其他较不富裕的县市没有更躁动的舆情。

网络民意得分

差距悬殊

研究发现,微博反映出来的网络民意得分差距非常悬殊,舆情越活跃得分越高,而舆情的活跃一般是与社会的躁动有关。排名第一的就是去年底 今年初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命案,使得乐清以60.47的得分高居第一;而指数最小的城市辽宁的瓦房店得分只有2.81,相差近20倍。

钱云会事件也表明,突发事件、征地拆迁、上访投诉等,对网络舆情指数的影响较为显著;而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网络舆论的活跃程度也更高。

然而同属发达地区,江苏省的江阴市和昆山市,网络舆情指数却偏低,说明这两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更关注民意的需要。江阴在五年前开始制定“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