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我在东城区东十三条胡同一座四合院,见到了艾青夫人高瑛女士。这是我第一次与她见面。老太太曾在他儿子拍摄的片子中见过我的影像。她说,我比影像中的哪个“”要瘦些。老太太性格很开朗,她告诉我,以前对儿子做的事情并不关注,这起事件发生后才开始了解他做的一些事情。老太太说,儿子出事后,每天都在发愁,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在四十多天时间,她自己瘦了五、六斤。如今获得了一点消息,心里才比较安稳。当天,老太太家中电话响个不停,她接了电话采访后,她会问道“这样回答人家没什么问题吧?”

  为了不打扰她休息,不影响她接采访电话,上午近十一时,我离开了她家,去草场地见路青。

  

  

附: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对高瑛的访谈

  孩童朗读《大堰河》,1933年,23岁的青年蒋海澄在飘雪清晨写下了《大堰河–我的褓姆》,笔名艾青。这曲激越的长诗成了艾青走向中国乃至世界诗坛的序曲。后来,一位美国学者将艾青与聂鲁达和克梅特并举,称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三位诗人。而在与艾青携手走过近四十年悲喜的妻子高瑛的讲述中,诗人的光环褪尽,留下的全是诗人的本真与赤诚。

  鲁豫:采访高瑛老人,是在2003年4月初的一天,就在她家的小四合院里,这天的阳光很好,我和老人就坐在小院的一株盛开的玉兰树的前边,院外不时传来小贩的叫卖声,还有鸽哨声,还有一群白鸽在小院的上空飞来飞去,小院子很漂亮,很舒适,我觉得我面前这位老人正在幸福的安享晚年,以至于我甚至常常忘了,这位老人曾经有过那么坎坷的人生经历。高瑛,1933年出生在山东,1948年,在她就读于哈尔滨行知师范时,第一次从课本上读到了艾青的诗歌《卖艺者》,时隔七年,高瑛从松江省鲁迅文艺工作团调至中国作家协会人事科工作,方才初次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在少女时代就已产生了翩翩浮想的诗人。1955年,高瑛正在一段苦涩婚姻的边缘徘徊,艾青也刚刚从一段破碎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然而,两颗心灵间一见倾心的相互吸引,已经在心底滋长开来。

  顾虑到自己的婚姻束缚,当大名鼎鼎的诗人艾青从课本上真正地走入自己的生活中来时,高瑛却犹豫了。于是,趁着一次外出郊游的机会,高瑛开诚布公,向艾青表明了自己未满十八岁就嫁给了一位同乡,并生有两子的婚姻状况。

  (访谈)

  高瑛:我说我结过婚了,当时我看了艾青的表情他是很惊讶的,他觉得是不是我在说谎。结婚了?觉得是,完了我就讲我还有两个孩子,讲了孩子,婚姻状况,讲了,完了这个时候我看他拿着烟在林子里走来走去。这让我觉得他知道我这个情况,肯定就死了心了,对吧?

  鲁豫:但其实没有。

  高瑛:但是他没有退,后来有一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吃饭要走他楼梯的下面,他就给了我一个条子。他说明天,他就告诉我到春明食品店的门口,他等我,让我就觉得,我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带着我,他说走,到我小妹妹那里去串门去,我说我也不认识,他看我在那儿很拘谨,坐也不对劲!是站也不对劲,就这样我们就离开他妹妹家了,离开妹妹家呢,就一直往南走,走啊走,就看到了田野,看到庄稼地了,完了艾青说那边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后来我们就从,你看,东铁匠营一直走啊走啊,走到龙潭湖,你看走了多远,你知道龙潭湖在哪儿吧。

  鲁豫:我知道。那一次逛完之后当时你应该已经爱上艾老了吧?

  高瑛:但是我觉得因为他。

  鲁豫:当然您可能从心里理智上讲还是要抗拒,因为自己当时处于你那种处境,但是人的心,有时候你是管不住的。

  高瑛:我没有抗拒,咱说实话,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人这么爱我,我说是我觉得,天意,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种,没得到过这么一种爱,一个男人这么不顾死活,不顾名誉地位,是不是,而且,甚至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都能接受。

  停不了的爱让高瑛决心冲破那具死亡的婚姻的躯壳,她正式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申请,巨大的压力横亘在了前方

  “她会真爱他,所以愿意作他的妻子,相信他的生活会重新开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家庭幸福》中,高瑛用红笔画下了这样的句子。1956年,23岁的高瑛和46岁的艾青在相识一年后,终成眷属,并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未未。好不容易才过上的平静生活,很快又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破了。

  鲁豫:高瑛老人非常热情健谈,她的身体很硬朗,就是眼睛不太好,有角膜炎,不能够受强光的刺激,我们在小院里面顶着阳光聊天,所以老人必须要戴上墨镜,透过镜片看不清她的眼睛,让我觉得有点儿遗憾,但老人是个性格率真的人,从她的言谈举止我一样能够感受到她的喜怒哀乐。

  1957年夏,艾青因为在丁玲批判大会上的一次发言,被归类到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断受到批斗,8月7日,《人民日报》点名,12月,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从大诗人变成了大右派,在艾青的回忆中,那是一段连人的尊严都没有的岁月,那是一段有很多人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日子,那一段,高瑛支撑着艾青度过。

  物逝人非,生活被卷入一个不断下滑的漩涡,高瑛的父亲因为为女婿辩解被打成右派,妹妹也因不愿参与对艾青的批斗而失学,1957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新时代里的寄生虫》,质疑高瑛与艾青结合的动机。1958年4月,在王震的保护下,高瑛随艾青离开多事的文艺圈,带着五岁的玲玲和不满一岁的艾未未,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南横林子的852农场,艾青担任着示范林场副厂长,生活宁静而清苦。

  王震是艾青早在延安时就相识的故交,得此知己,夫复何求。在新疆石河子地区落户后,少数民族的热情,边疆建设的繁荣,唤醒了诗人沉睡的激情,艾青再次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诗歌《年轻的城》。

  1966年,艾青完成了长篇小说《沙漠在退却》的初稿,生活的风暴却再次向高瑛和艾青袭来,文革开始了。

  1967年4月的一天中午,高瑛伴着艾青被造反派赶出石河子,押送到了素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的144团,住进地窝子,环境更加恶劣了,艾青反倒坚持了下来,想要看个究竟,他在诗中写道:朝着光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有影子。

  由于长期营养的缺乏,地窝子潮湿而昏暗的居住环境,艾青的右眼失明了,左眼也严重充血,加上当地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这一切对高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75年5月,为治疗眼疾,高瑛搀扶着艾青回到了北京。经过了冰雪的季节,经过了无数的等待,终于爆开了无数的春的蓓蕾,1978年,艾青以诗歌《红旗》《鱼化石》,重返诗坛,1979年,艾青冤案得到平反,正式从新疆调回北京,后来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人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的颠沛流离。

  鲁豫:我觉得最美的爱情,就是轰轰烈烈地开始,然后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再相濡以沫地厮守终生,我想,艾青和高瑛的爱情就是这样,谈起艾青,我虽然看不到高瑛老人的眼睛,但我相信,那个时候她的眼睛里一定充满着爱情的光芒。

  高瑛曾以《藤》为题,作诗一首,“属她最多情,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从1956年的结合开始,高瑛和艾青就再未分开,直至1996年5月5日,艾老去世。

  鲁豫:高瑛很喜欢写诗,她的诗很女性,很细腻,但她非常谦虚,她觉得自己称不上诗人,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个诗人,但高瑛却成了个作家,2003年春节前夕,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我和艾青的故事》,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书印了三万册,短短的时间已经销售一空,而今后她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她,写艾青,写他们的故事。

  70岁的时候我要为自己唱一支歌,不是欢快的歌,也不是悲哀的歌,是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自己对自己诉说,我曾经遭遇过不幸,渡过地狱般的生活,蒙受过诽谤诬蔑,明枪暗箭也难防难躲。

  回眸往事,历久弥新,回忆艾青,死生契阔。院子里那株高瑛和艾老亲手植下的紫玉兰已有十三个年头,每年总会赶在艾老生日前开放,今年也是,繁花依旧。

  当灭顶之灾过去,我依然是我,我70岁的时候要送给自己一份礼物,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一本书,我和艾青的故事。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