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乌托邦(上)

南方人物周刊

2011-05-16 16:44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正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做毕业典礼演讲。台下有两千多名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和亲友,以及学院工作人员。这是这所学院第一次在全体学位毕业生的典礼上邀请嘉宾做演讲。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1949年之后成为这个国家优秀工程师与高级官员的摇篮,不久前举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礼,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毕业于此。清华经管院创办于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显赫的院长——朱镕基,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清华校友,被视为铁腕改革的强力角色。

  如同所有庆典一样,在各级领导和5名不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话之后,秦晓站到了讲台上。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人很瘦削,脸上习惯性地不带笑容。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是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

  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开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接班人的困惑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秦晓是在他所批评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曾经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秦力生后作为南下干部转战西南,担任西康省委副书记,之后调任北京,担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张劲夫、杜润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这样的红色家庭,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门献花。他依然清楚记得,中苏关系破裂后,全家聚在收音机前收听《九评》的场景:“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并且坚信自己就像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主人公一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读工科,并且坚信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初中从育才学校毕业后,他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了北京四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儿子们。

  秦晓是当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比他早几个月入党的有好友孔丹(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当“文革”到来时,学校正常的领导层已经被冲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担任副主任。他们的师兄、辅导员马凯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他们试图控制日益躁动的情绪。

  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秦和他的同学们把这场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他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刘辉宣带头倡议的,这个大校的儿子写了首红卫兵战歌,其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血统论”的普及版。

  与其他学校的激进情况相比,四中相对温和。秦和他的战友们更在意的是维持秩序,试图将风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有学生围攻校长杨滨时,孔丹、秦晓带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干女儿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而且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位“文革”经历者、秦晓的朋友告诉记者,秦和孔丹试图维护秩序,保护校长的原因在于杨滨本身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出身。

  赵振开,当时四中的高一学生,告诉我:“孔秦控制的学校团支部掌权,他们接管了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文革’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文革”初期,北京中等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赵是“四三派”的成员,日后他主编了一本书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秦晓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而很多他显赫的同学拒绝了赵的请求。

  秦并未否认自己当时的激进思想,后来他开始反思:“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更无参与暴力。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孔丹和秦晓等“老兵派”红卫兵组织了“西纠”。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他们吸取了北伐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的做法。秦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经验,开始试图在亢奋的年轻人当中整风。

  周恩来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且安排了办公用房、车辆、食堂等。西纠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很快被中央文革取缔。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为核心的“四三派”开始上台。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

  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有一次去牧民家里吃饭,秦晓的位置靠里,光线暗。他接过一碗面,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他住在牧民家里,旁边是小孩和老太太。睡着后觉得手上凉了一下,醒过来后猜想是不是被旁边的小孩碰到了,打开被子发现是一条蝮蛇,头很尖,有毒。

  环境的改变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秦和他的朋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高干子弟因为背景关系,开始交换各种书籍。秦的母亲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他通过关系借了很多书,他们想阅读马列原典,试图检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

  他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另一本影响他的书。秦觉得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灰皮书(政治、思想)、黄皮书(文学)、白皮书(文献)这些内部书籍里的内容,在遥远的内蒙牧区,使年轻人经历着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

  和秦一起在内蒙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女儿)直接质疑毛:“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秦也开始逐步意识到“文革”的混乱,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红色政权宣称的基本队伍——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毛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跑去贵州看望姐姐刘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观涛写的《公开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红色笔记本上。秦在牧场放牛时看了这本“小红书”并且记住了金观涛这个名字。他还看了刘辉宣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开始用真善美来反思过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

  然后,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

  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中共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告诉秦晓:“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是中国唯一一家经历近140年仍保留下来的公司,也是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唯一血脉。

  1949之后,招商局成为一家在香港从事轮船货运的国有窗口公司。1978年后,招商局经历了第二次辉煌,作为招商局的实际掌门人,袁庚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辟了工业区,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蛇口作为招商局当时的旗舰,成为中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当2001年秦晓接任时,招商局处在卖资产抵债的阶段。之前的狂飙突进让招商局机构膨胀,下属两百多家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在几十个领域,管理架构复杂而又粗放。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招商局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得以暴露,被迫卖掉包括总部大楼在内的优质物业和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当秦晓到来时,最危急的时刻刚刚过去,可以借到钱,流动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未走出财务困境,盈利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

  继续阅读:走出乌托邦(中)  走出乌托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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