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武钢职工徐武“被精神病”事件正在发酵，引发舆论对公民基本权利和精神卫生立法的讨论。
据《新快报》报道，2011年4月19日，武汉市民徐武模仿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一幕场景，从被关此地四年多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监护病房逃脱。两天后，徐武抵达广州，就其“被精神病”问题向媒体求助。但4月27日，徐在南方电视台院内被警方强行带回武汉。
今年43岁的徐武本是武汉钢铁集团下属炼铁厂保卫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自2003年始，因不满“同工不同酬”，徐武把单位告上法庭。但是，一审败诉，二审上诉被驳回。他不接受调解，只要“公正判决”，于是不断上访。
上访的结果是被送至精神病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6年12月30日，由于武钢公安分局及信访办干部“不签就判刑”“工作都保不住”的压力，徐武父母被迫签字同意送儿子到精神病院治疗。此后，徐武被送进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治疗”，历时4年多。
4月30日，武钢集团及钢城公安分局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徐武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这份近千字的材料称，徐武曾在2006年12月到北京“搞爆炸”，并最终被北京警方抓捕。对其按精神病收押治疗，系由其父母决定并主动提出。
但是，徐武之父徐桂斌则对媒体指出，上述官方材料所述“徐武涉嫌到北京搞爆炸”，并非真有此事，而是警方刑讯逼供和人为造假的结果。5月3日，徐武父母被武钢方面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而武钢方面原定4日上午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也随之取消。
4月5日，武汉市委政法委新闻发言人孙天文对央视记者表示，徐武事件不存在“被精神病”的问题。目前，各方都在密切关注徐武事件会如何收场。
近年来，因长期上访等原因被认定为精神病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类似事件频繁发生，到底暴露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宪政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类似徐武这样的“被精神病”事件已有多起，直接起因是上访制度，而根源则是公权力的滥用。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防止“被精神病事件”，只能靠健全法治，并按法治的原则去处理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正在激烈转型，矛盾和问题突出。由于法治不彰，民众为解决问题只好上访。在现行政绩考核体制下，上访损及地方领导的政绩。为控制上访，一些官员就会以精神病为由，把上访者“强制收治”，结果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
张千帆指出，《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对真正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政府有义务强制收治。但由于公权力的滥用，鉴定机构不独立，上访者稍有偏激就可能被认定为“精神病”。此时，上述法律条文就成为公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工具。
在他看来，防止“被精神病”事件多发，首先必须恪守法治原则，保护那些被疑患有精神病的人的基本权利。精神病鉴定必须经由专业机构做出，不能仅凭警方的一面之辞；如果当事人或家属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则应由法院做出公正、独立的判决。
其次，应该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中国应加快《精神卫生法》立法进程，以期对精神病的鉴定、种类及处理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确保精神病的鉴定和收治依法进行，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张千帆认为，精神病鉴定的关键是鉴定机构必须与公权力隔离，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的干预。“被精神病”的背后是制度缺陷，如果公权力在制度上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自然是欲加之“病”，何患无辞，再完善的法律也会形同虚设。
他指出，民众之所以选择上访，往往是官员滥用公权力所致。目前，各级政府领导从程序上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但人大对领导干部难有实质性监督。加之司法独立性差，民众在遇到矛盾或问题时，既不相信法院，也难指望人大代表，只能选择上访。
张千帆最后指出，“法治”治不了精神病，但却能有效防治“被精神病”。只有确保民众依法行使包括选举在内的民主权利，人大代表依法监督和问责官员，司法机构依法独立公正地判案，才会从根本上遏制地方公权力的滥用，才会防止以精神病为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
事实上，在欧美法治先进国家，往往是上诉多而上访少。这是因为，地方层面的问题往往通过民主的政治制度即可解决。解决不了的，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中国要根治上访乱象，应能从中汲取不少灵感。■
（财新记者 张新名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