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看到陈独秀蔡元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只看到林纾学衡派甲寅派被骂得落花流水，只看到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却看不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免于饥饿而苦苦挣扎，看不到五四诸学人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百余年后仍然是美好的理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伪胜利

文 / 沐风（山东大学）

单看这个题目，似乎本文又是一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棒喝。其实我恰恰是个充满五四情结的人，对那个年代和那批知识分子，有着一种粉丝式的迷恋。然而，真正了解了那场思想狂飙运动的前前后后，我在理性上却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五四的轰轰烈烈，只是假象。

说来说去，在史册上写着灿烂一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不过是一场精英狂欢而已。即便陈独秀胡适暴得大名，即便鲁迅等人声名煊赫，但未必对四万万民众有太大的启蒙作用。为何？一言以蔽之——文盲太多！

谈到五四，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自然是走上街头群情激昂的大学生。每当我在影视剧里看到这一场景时，我都好奇一个问题：民国年间到底有多少大学生？来到图书馆查阅《民国史料丛刊》，果然发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档案与数据。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了一本《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记载着十九年（1930年）的专科以上学生总数为42230人，其中还有25名外籍留学生。是的，当时只有4万余名大学生，这其中还包括10038名专科生，即便是总数，也不如此刻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本科生数！表中记载当时全国总人口为474787386人，合每百万人中只有89名大学生！而此刻，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送入历史荣誉纪念堂多年后的1930年！

那么民国建立初期是什么光景呢？这份报告中亦有记录，不过数据未必可靠，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忙于内战，统计数据未必确切，二是因为这些数据实在惊人：根据报告提供的柱状图，民国元年大学生约500人，专科学生近4万人，之后大学生数量缓慢增长，专科生数量却急剧下降，总数甚至有所减少，例如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1920年（1919年数据未显示），大学生约5000人，专科生近1万人，总数还不到2万人。（读者留心下就可发现，比较民国元年与民国二十年，专科以上学生总数几乎不变，只是大学生比例有所扩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领袖麾下的主力军，就是这区区数万学子，比之当时的总人口不过九牛一毛。

那么学生之外的民众呢？1933年，民国教育部编《全国社会教育统计》，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社会教育学生为219828人，不过为二十万百姓扫了盲，而十年前的中国人，恐怕识字的人只是不识字的零头吧。民国时期的报刊媒体固然十分兴盛，但占社会主体的农民、工人、市民阶层，大部分人不识字或仅仅认几个字，更谈不上有阅读报刊杂志的习惯，能知晓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名字，已经算相当进步了，你能指望这样的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启蒙？

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不谈《新青年》。这牵涉到我好奇的另一个问题，名垂青史的《新青年》，具体发行量是多少？无意中在图书馆查到《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提到了这个数据：《新青年》诞生时（此时还叫《青年杂志》）每期不过一千多份，自1917年起受到广泛关注，发行“最多达一万五六千份”，纵向比较固然可观。五四时期各类期刊如雨后春笋，1919、1920年共有312种期刊创刊，发行量高的达数千份乃至上万份。但所有的这些数据与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相比，都立即黯然失色，要想开启民智，靠这样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

更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其出发点本是进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来一场思想革命、伦理革命，然而最后成功的，只是语言革命——白话文运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但白话文毕竟只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手段，语言革命不过是他们用以推行社会改造之抱负的第一步而已。陈独秀写《文学革命论》，先谈政治革命、伦理道德革命之不彻底，再谈文学革命之必要，其真正意图在于“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那么，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思想启蒙开展得如何？实在不容乐观。五四诸学人为民众邀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还在遥望中华大地，尚未真正踏上这片热土。且不说“德先生”，就说这“赛先生”（科学）吧，但看邻国地震之后，有多少百姓去抢盐，就足以令“赛先生”在远处哭笑不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呼唤，放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不像旧文，更像时评，令今日的吾辈汗颜。事实上，了解了那个年代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五四一代成功革新了承载新思想的工具，却没能借助工具革新完成启蒙的重任。即便白话取代了文言，直接接触新文学新观念的人，少之又少，思想伦理层面的革命，岂可得乎？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人误读的地方莫过于此：其对于当时中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远小于知识分子在历史想象中“建构”的影响力。无论是当年的参与者充满自豪的回忆，还是后辈学人或充满景仰的考究、或直言不讳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都被大为夸张。赞扬五四者与攻击五四者，都乐于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之后或称颂其为中国人启迪了思想革新了语言，或批判其“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五四影响力的局限。我们只看到陈独秀蔡元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只看到林纾学衡派甲寅派被骂得落花流水，只看到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却看不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免于饥饿而苦苦挣扎，看不到五四诸学人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百余年后仍然是美好的理想。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我们驻足回望，远去的历史早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或许，许多场景只是我们想当然地自我建构。

五四精神与五四成就，完全可以写入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正史，但很难写入平民史，写不进平民史，恰恰难以完成社会改造这一终极任务。毕竟，思想史由知识分子承载，而整个社会的思想是否开化，要看大多数民众的觉悟。显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不论你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它都毫无争议地，失败了。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