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9月1日，56岁的拆迁户盛有荣在这里被殴至重伤，3天后身亡。时隔9个月，拆迁办主任仍形容此案蹊跷，家属已对捉拿凶手不抱希望。唯一“落网”获刑的是“拆房队”，罪名是此前寻衅滋事，骚扰过拆迁户。
武进，江苏常州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待拆的武进百货宿舍楼（下简称“宿舍楼”）A、B栋蜷缩在连片新楼间，显得格格不入，眼看就要被身后拔地而起的“外滩一号”吞没。
2010年9月1日，56岁的拆迁户盛有荣在这里被殴至重伤，3天后身亡。时隔9个月，拆迁办主任仍形容此案蹊跷，家属已对捉拿凶手不抱希望。唯一“落网”获刑的是“拆房队”，罪名是此前寻衅滋事，骚扰过拆迁户。
俨然已平息的事态，埋葬了他们迁徙而来的路径，抹平了他们内心挣扎的痕迹，模糊了他们食物链末端的位置。走近这群自认为“替罪羊”的拆迁执行者，才能触摸到热闹背后的真实逻辑。
曾经单纯“体力活”时代
“他都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了，你们连判决书都不给我？”5月20日，44岁的程宛如（化名）在武进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大厅里忍不住嘶吼。
一周前，她的丈夫、47岁的拆房队老板方鹏（化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和其他4名被捕的拆房者一样，罪名是寻衅滋事。他们去年春节后来到宿舍楼片区，本职为拆除，却在与拆迁公司、拆迁办的合作中承担了额外的工作，与钉子户演化出激烈矛盾。盛有荣死后，凶手至今未归案，他们成了唯一获刑的人。
1999年，当方鹏跨出安徽舒城的家门、投身拆除业时，程宛如绝未想到如今的风雨。
要不是担任县税务局干部的父亲早逝，方鹏的命运也许不至如此波折———本可以考大学，却提前被一家大理石厂作为优秀学生录取；厂子两年后倒闭，投奔税务系统，好不容易从锅炉工混成了办公室文书，又逢精简，回到了社会。
家住厂子旁的程宛如却相中了这个落魄的年轻人。在她眼里，方鹏有知识，思维与众不同；即使是后来的宿舍楼钉子户陈逸洁也承认，方鹏做事“讲究方式方法”。
失业的方鹏打起零工，比起每天在无锡工地上抬50块楼板，老乡介绍的武进拆除工作无疑要轻松得多，当然获得了程宛如的支持。夫妇俩至今没告诉老家人，在常州干的是拆房。无论当时或现在，这都不是本地人愿意干的体面活，拆除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安徽、四川、河南……文化程度略高的方鹏逐渐跻身管理，2000年自立门户，安徽金寨人胡生彬就是那时与他相识。
“方老板负责拉活，就是从开发商或者其他包工头那里拿到拆除项目，别人已经把住户都清完了，我们拆就行了，不用跟人打交道，工具就两样，榔头和撬棍，靠卖拆下来的废品挣钱”，不爱讲话的胡生彬怀念彼时的简单，程宛如则说，当时拆房队与拆迁户关系良好，甚至还与他们同住一屋。
直到2004年舒城老乡、绰号“长毛”的黄国军加入时，拆除也只是份“体力活”，否则妻子班文洁不会同意他去常州，“以前我们都在杭州服装厂打工，萍水相逢，我生病了，他就陪我去看医生。他心地好、为人正直，根本不愿意做违法的事。”
那几年，武进区的年拆迁量都在100万平米以上，2005年更达到200余万平米；拆房者们的工作方式由人工进化为半机械———开挖掘机的河南信阳人祁占功由此成了方鹏的伙伴，祁的妻子何蕊勤说，丈夫“打炮头”（使用挖机拆房）的技术在常州数一流，为人又讲义气，方鹏每次一叫，就算睡下了也会起身前往。
异口同声地给自己贴上“农民工”标签的他们，正遇上了武进大举建设的高潮。2002年，武进撤市建区，成为常州建设特大城市的主方向；一批市、区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在武进拉开帷幕，拆迁规模、范围前所未有。方鹏带领的拆房队顶峰时有100多人，年拆除量达数十万平米，规模在常州数一数二。
复杂格局“小狗”与“恶犬”
那是拆房队的黄金岁月，年入50余万元的方氏夫妇没意识到，约束与控制即将来临。
2003年左右，靠关系直接“拿活”成为过去，每项工程都举行招标。以去年的宿舍楼项目为例，一家具备资质的拆除公司以20余万元的价格中标，方鹏觉得有利可图，就加上三五万拿下工程。
方鹏与拆除公司之间，协议可有可无，但10万元保证金不可少，因为拆除公司也有钱押在政府主管部门手里。
拆除公司、拆迁公司和拆迁办构成了常州拆迁的格局。其中，政府手握保证金与招标决定权，与拆迁公司联系紧密、诉求一致；依附于拆除公司的拆房队在程宛如看来位居食物链末端，从无拘无束变为随叫随到，“有时要配合说服，有时要在现场待命，难缠的钉子户一旦谈拢，马上敲掉，就怕他回家又改主意；万一‘返签’了，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扣保证金。多了很多麻烦事。”
2005到2007年，武进面对的目标是“三年拆迁1000万平方米，争取1300万平方米”，方鹏则直面钉子户。这时，拆房队的位置显得尤为尴尬。程宛如对2007年的一幕记忆犹新———他们得到命令进场时被几个本地人拦住，“这地方不拆”；被子和锅碗瓢盆被一股脑儿扔进河里……推搡中，她的包扯开条大口子，可她脑中一片迷茫———“打我们干吗？”
从此之后，拆房队与钉子户间的冲突成了家常便饭。最常见的是，从工作组或拆迁公司得到指令，某房可拆，到了门口却遭到阻拦，有时是房根本未签约，有时是钉子户作梗。
程宛如将自己比作“小狗”，主人们说了就要听，也惹不起拆迁户；她和丈夫总结经验，“每次多去点人，就不会被打。”陈逸洁则斥拆除队为恶犬“帮着作恶”。
“小狗”也好，“恶犬”也罢，都逃不过意外的风雨。2003年末，两名工人在一起垮塌中身亡，方鹏赔偿家属50万元、被政府罚款2万元，一年的辛劳都付之东流。程宛如曾在一次台风中被土墙掩埋，骨盆8处骨折；儿子为了帮一户好不容易签约的钉子户尽快搬家，遭遇车祸，腿部粉碎性骨折。
压力与风险下，拆房队的内部机制起了变化。2006年前后，同为舒城人的黄国军、胡生彬、李世勇、黄继定、常超在方鹏的牵线下走到一起，入了股份。5人小组外加一位投资者凑了56万元，每股8万元。黄国军占2股，做了组长，其余人各占1股，方鹏肩上的担子得以转嫁。
“方鹏拿到活后，黄国军用凑起来的钱交一笔保证金，带着组员干活，最后看废品卖得怎么样，好的话我们多分点，亏本了我们承担”，程宛如与方鹏只巡视安全状况，组长成了各自工地的实际负责人。
博弈之初“全力配合”推进
宿舍楼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展开。
沿着A栋已被敲掉扶手的阶梯爬上5楼，年届古稀的魏玉娥喝住狂吠的狗，隔着去年10月装上的铁门，歉疚地笑笑，“不凶不行，人命关天。”老人一家是两栋残楼唯一的守护者，与陈逸洁等3家钉子户保持联系。
动迁在盛有荣死后停滞。若回到去年2月，这一幕几乎不可想象。宿舍楼所属的武进电大地块，是南北干道武宜路改造建设的一部分，2009年绿地集团与武进区政府签约，拿下该地块开发“外滩一号”。常州市委常委、武进区委书记沈瑞卿当时指出，武宜路地块改造是武进发展的重点项目，也是难点项目，拆迁困难较大。
2010年2月26日，《武进日报》以《湖塘吹响拆迁安置总号角》报道说，湖塘镇召开拆迁安置工作动员会，提出年内拆迁总量将超过200万平方米。也在那个月，方鹏与黄国军的5人小组进场，博弈随即开始。
当时没搬走的还有10来户，程宛如回忆，方鹏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去配合劝说，“问了3户，都说要搬家费，但政策上又没这一项，方鹏说‘我给你’，总共给了2万块，他们才搬走。”
事后，方鹏向领导汇报，遭到批评：“这钱不应该给，以后工作没法做了！”可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回家后宽慰老婆说，“这下他们不好意思再找我们了，把他们的嘴给堵住了。”
回想起来，程宛如觉得丈夫有点天真。8月19日的武宜路改造建设暨中心城区重点项目推进会上，区委书记沈瑞卿和区长徐伟南要求加快拆迁，此时距离宿舍楼的钉子户们被停水停电已有2个多月时间，平静在8月下旬被打破了。
程宛如看到丈夫训斥黄国军时，陈逸洁家的门锁已在8月23日晚上被砸坏，“黄国军说，是现场指挥部让干的，我老公说，不配合拆迁不可能有活干，领导的话不能不听，但可以不做，有些事万一被拿了证据，没人会管我们，内伤外伤都是自己的。黄问怎么办，老公说，敷衍他。”
在胡生彬看来，所谓敷衍，就是拆迁办让“把楼梯打掉”时，4个人一起去敲一下，碰上钉子户不给打就回来。常超在“不砸不行”的情况下敲掉了A栋楼梯的扶手，但“不影响走路，只是走个过场。”他俩不认为这是对钉子户的骚扰，称身不由己，“不听话就调了你。”
魏玉娥和陈逸洁没那么宽容，拆房队每次敲打走廊里的屋梁，拆除排窗，甚至上屋顶揭瓦，都被视作骚扰。
“工作组和拆迁公司搞口头威胁，实质性的坏事都是拆房队做的”，陈逸洁说，“他们也是狐假虎威，没对人身造成伤害，但精神折磨非常大，我跟他们说，别违背良心，不能为了你生存就逼得别人没活路吧？”
武进区拆迁办主任汪建军否认政府给过骚扰的具体指示，称主动性在拆房队自己手里；但程宛如说，丈夫因手下执行不力，被喊去参加了拆迁推进会，“领导要他配合推进，可以做点小动作，因为领导知道他做事有分寸，我老公倒霉就倒霉在这里。”
方鹏仿佛预见到了命运，回来时对妻子说，政府“全力配合”的要求“简直王八蛋”。
冲突加剧鞭炮、大粪、挖掘机
上级施压的同时，拆房队与钉子户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发生的一切后来都成了罪证。
8月24日是农历中元节，宜祭祖。白天挖掘机开抵楼下，双方就起了争执，当晚上方鹏和黄国军看到B栋5楼陈逸洁家冒出轻烟、人影晃动时，他们有点疑惑。胡生彬那晚不在，第二天听同伴回忆，楼上有拆下来的门和钢筋，那是拆除后最能卖钱的东西，所以两人喊上祁占功，祁又叫上了涂明峰等几个朋友一同上楼查看。
他们人手一根棍子，按程宛如的经验是自卫，在陈逸洁看来则是进犯。见来者走到3楼，她放起鞭炮，湿了的纸钱上早就浇了汽油，一一点燃，昏暗的楼道顿时火光冲天。说起对方慌忙逃窜，有一人甚至滚落楼梯摔伤，她一边大笑，一边自嘲，“那时候已经不能用正常人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了。”
回到家时，被钉子户称作“秃头”的方鹏脑袋还在轻颤，连称“吓死了”；静下来一想，他和黄国军都有点生气———后者对妻子表示，“我们干的也是不情愿的事，明天得去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何蕊勤记得丈夫祁占功接了个电话，愤怒的黄国军喊他一起再上楼看看；祁占功讲义气，又叫上了涂明峰和陈友等同往。出门前，祁也一度犹豫，何蕊勤还嘱咐说，千万不能动手打人。
魏玉娥看到10个人先后上楼，有的画着文身，不久又下楼，来到A栋。魏老太和儿媳跟他们一顿吵，对方抓起窗台上的啤酒瓶扔过来，魏老太大喊“杀人啊救命啊”，拆除队们再次落荒而逃。“我老公回来腿都是软的”，程宛如说，“你看这些人刁吧？”
气恼的方鹏决定，在宿舍楼门前泼上大粪。他告诉妻子，一是为了教训钉子户，让他们不再敢放鞭炮伤人，二是为了让指挥部看到，“我们不是不听话”。方鹏没想到，这成为后来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冲突在27日拆除宿舍楼邻楼时达到高潮。邻楼与A栋只隔一道墙，方鹏早一天就到现场勘查，确定了A栋是砖混结构、内有钢筋，才请来长臂挖车开工。魏玉娥下楼时恰好与他相遇，方鹏嘱咐，“值钱的东西记得搬出来”，这让魏觉得“秃头还有点人性”，同时也担心将有不测。
当27日挖掘机开动时，这种担心使她坐立不安。挖臂挥动，果然在A栋的东墙上掏出一个洞。魏老太把头梳好，把衣服穿好，睡到最东边那间房的床上；想想不甘心，拿起喇叭怒斥拆房队。每天出门都身怀尖刀的陈逸洁夫妇也随之助阵。
“听说秃头打了电话，让别挖过来”，魏玉娥的说法得到了程宛如的证实。
8月28日，感觉到形势剑拔弩张，方鹏要求黄国军小组暂时离开，转去南夏墅的工地开工。
蹊跷命案凶手至今未查明
那几天的平静让魏玉娥觉得古怪，她打电话给陈逸洁，“越是安静，越有危险，我们要提高警惕。”陈也有同感，“一下子没人了，感觉心里发毛。”
没人想到死的会是老盛。相比放鞭炮的陈逸洁、喊“杀人”的魏玉娥，程宛如觉得盛有荣一家是“最好的”，“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去打他们。”
“一句话，很蹊跷。”拆迁办主任汪建军解释说，老盛本不住在宿舍楼，是出事前一周左右才搬了进来，连工作组都不掌握这个情况。其家人30日左右还曾到动迁组闹事、砸坏玻璃，派出所介入后赔了2000元。汪建军觉得盛后来的被殴、死亡、家属不愿验尸等一连串的事情缺乏逻辑，至今让他感到奇怪。
盛有荣的女婿钱春洪如今不愿谈及此事。去年事发时，他曾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岳父是为了防止被强拆才入住帮忙看守；平时在外面做泥瓦工，9月1日没有活干，就待在家里。
那天魏老太头一回与老盛交谈，竟成了诀别。当时，她正试图在A、B两栋楼间的瓦砾里清出一条能走的路，老盛看见了跑来帮忙，还不忘嘱咐，“你住在前面（A栋临街），知道什么要告诉我。”魏玉娥对他的表情记忆犹新，“心里好像有点虚惊。”
接着，老盛坐在B栋前的石头上给2个女儿打电话，“天气预报说有台风，你们早点回来啊。”
这是老盛留给宿舍楼钉子户们的最后画面。傍晚5点，当老伴接了放学的孙儿回家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手捂胸部呻吟不止，胸腹部、手臂部、脸部等多处有血迹。钱春洪接受采访时说，老丈人告诉他，当时有两名陌生的年轻男子进到屋内，骂骂咧咧叫他“滚出去”，盛有荣就回了一句嘴。不料这两名男子手持木棍对盛有荣一顿打。老盛被打倒在地后，两名男子逃离现场。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盛有荣外伤性小肠破裂、小肠系膜挫裂伤，腹腔内大出血，右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右侧桡骨远端骨折、失血性休克，伤势严重。
9月3日凌晨3点，盛有荣死亡，凶手至今未查明。
谁之过错难逃“寻衅滋事”罪名
也在那天凌晨，大量网帖涌现，讨论盛有荣之死；网帖又在双方谈妥补偿后平息，这让汪建军至今心存疑惑。然而，舆情需要面对，他个人理解，这可能是“为了舆论上的需要，民愤要平息”。
常州市领导在13个帖文上作出批示，要求加快侦破，政府网站《每月一告》宣布，“先后抓获十六名涉案嫌疑人”。其中，黄国军、黄继定、祁占功、李世勇、方鹏先后被逮捕。分管的区建设局副局长、拆迁办副主任也被免职，汪建军否认他们曾命令拆房队骚扰钉子户，只评论说，“舆论是把软刀子。”
警方调查显示，方鹏的拆房队与盛有荣的死无关，却难逃“寻衅滋事”的罪名。连陈逸洁都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凶手没抓着，把他们几个拉来当替罪羊。”
黄国军获刑1年3个月，妻子班文洁靠打零工抚养2个小孩。
祁占功获刑10个月，大女儿的部队文工团之梦破灭，和3个弟妹一样需要何蕊勤抚养。
李世勇和黄继定各获刑8个月，涂明峰被劳教一年，他们的妻子也在焦急等待。老板娘程宛如是这群女人的主心骨，她为每个人请律师，给急需用钱的工人凑盘缠。偶尔得闲，她会去南夏墅的工地巡视，至少在那儿，拆房队与严老太等钉子户相处愉快，不会让她想起自己那些烦心事。
“相互一直蛮客气的，有的时候也聊天”，严老太对拆房队并不抗拒，这让程宛如回忆起早年从事拆除时的轻松，“当时怎么从来不会跟钉子户冲突呢？我们也会帮忙劝说一下，可是这些本职工作之外的事后来怎么就成了义务呢？”
程宛如有时觉得是钉子户害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别人拿一样的补偿，早点离开？
转念一想，她又觉得该怪罪政府。胡生彬的意见跟她一致，“我们做事很本分，以前从来没人骂过我们。那时候都是做完了工作才喊我们去，拆迁户有时候自己把钥匙送到我们手上。现在拆得太急、太快了，赔钱工作都没做好，才会有那么多钉子户。”
汪建军不同意，他分析说，钉子户的产生并非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大环境使然，“社会在洗牌、在激荡、在转型，（拆迁矛盾）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折射，人们平时有一股气，碰到拆迁就表现出来了。同时，贫富差距增大了，有的老百姓想靠这仅有的一两次机会致富。”
他不承认武进拆得太快，“就好比跑步，每个人能力不一样，武进拆得快或不快，关键看老百姓是否接受；至少在我的了解中，武进的现状，没有哪个人不认可。你家买了房子，想装修豪华一点，又确实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可以？”
在这个“豪华装修”的过程中，“老百姓没必要跟拆迁办对抗，因为政府没有亏待他们。”
陈逸洁已收起了尖刀，魏玉娥家的狗也关进了铁门，唯一还试图对抗的似乎只剩下程宛如，她无法接受一年三个月的一审判决，更对丈夫手腕上至今留存的手铐印耿耿于怀，“我不但要上诉，还要去问主管部门，为何对他一个小心翼翼的人抓着不放？”
“加快实施武宜路两侧综合改造”依然写进了2011年武进区政府工作报告，目标还包括，“年内全区（房地产）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均不少于150万平方米”。依稀间，程宛如仿佛回到了出事前，“那时他老梦见考上大学，在读书。我一想对啊，读了书不就能做主人了吗？当然主人上面还有主人，但总有一定的规矩，不像我们这样，谁都要听，乱了套。”
南都记者 叶飙 发自江苏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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