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公布的全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因而引发了社会上的持续关注和热议。综合梳理一下，我觉得这次普查展现了三个显著且令人不安的变化——
第一，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明显下降；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增速为5.8%，仅相当于1991－2000年间增速（11.7%）的一半多一点。而中国人的总和生育率，早在20年前就已低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在这一水平下，人口总量动态稳定）。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剧；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而且，过去10年间，14岁以下小孩人口占比剧降6.29个百分点。而按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实际上，我国在10年前已接近老龄化社会，现在更加严重了。
第三，人口性别比例未来将更趋失衡。这次普查数据显示，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但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却高达为118.06，比10年前反而更加上升了。也就是说，将来社会上注定会有越来越多找不到老婆的光棍。
上述趋势引起了许多人士的担心，他们认为，如果它们得不到改善，那么用不了多久，过去30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就将消耗殆劲，劳动力将出现短缺，我们将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与此同时，严重的老龄化和性别失衡还将直接导致诸多社会矛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呼吁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以扭转目前这种不利的人口演变趋势。有些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即便现在就立即废止执行了31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也已经晚了。他们列举西方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指出，人口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生育率一旦下降，就很难人为提高。例如，在我居住的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因为自身的生活压力、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各方面成本，以及观念的转变、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等原因，许多符合政策的夫妇眼下都不愿意生二胎，致使上海户籍人口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负增长。
事实，社会上对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反思由来已久，除了上述“功利性”的理据外，亦不乏从独生子女心灵健康、家庭完整的人性角度，或直接从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的角度反对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把生育权还给个人和家庭的主张。而且就我的观察而言，赞成废除或至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也有不少政府官员。这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只不过是掀起了一轮新的讨论高潮而已。
对于人口政策问题，我觉得自己不具有最起码的知识储备，因而没有什么资格发表意见。不过，我在这里想要对决策者指出一点，那就是：中国的人口政策绝不能听任所谓“专家”关起门来说了算。许多读者也许会认为这话是多此一举——制定任何政策，不是都不能精英独断，不都是要发扬民主吗？但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人口政策由“专家”独断，远比其他领域政策的精英独断更加有害。
将近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在自己主持的报纸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人口问题专家的文章，老先生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国家必须立即废止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天上午刚踏进办公室，我就接到了一位读者的来电，他显然已经打来多次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男声异常气愤地质问我：“你不知道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吗？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谁给的你这个权利敢公开反对这项基本国策？！”
我起先很礼貌地向他解释了发表这篇学者评论的过程，并劝他不要随意上纲上线，如有不同意见，我们也欢迎他赐稿争鸣。我说，要求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我本人和我们报社的意见。不过，对于这类问题，我们报纸版面可以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
没想到听了我的辩解，电话那边的声音反而更加激动：“别的问题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是绝对不能讨论的！你若不立即停止刊登这种胡言乱语，我会向你们上级宣传部门反映，要求他们吊销你的编辑资格！”
我当时不知道到底这篇文章究竟怎么得罪这位老读者了，以至于使他对我产生如此敌视，一时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直到听到他气咻咻地扔掉电话前的最后一番话，才总算大致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说：“30年来全国几百万计生干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总算换来今天这样的计划生育成果！你这个年龄，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当年为了搞计生工作，是死过人的！”
很明显，这位气愤的读者是一个退休或离休的计生干部。他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他的逻辑中，我做的事情是在否定他和他的同事们半辈子的光辉履历。
虽说我其实丝毫没有那个意思，但这些天来回想起那段不愉快的沟通经历，使我更加认识到，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制定，绝不能仅仅依据体制内的“专家”提供的信息。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状况是，中国的科研机构，除了依附于一些大学和中科院、社科院之类专门负责科技教育的政府附属单位外，大多都归口于专业的行政管理部门。以人口问题为例，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编制，都隶属于各级政府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这与大多数的电力研究机构隶属于各级政府的电力（能源）监管部门或电力国企，大多数的金融研究机构隶属于中央到地方的人民银行、银监会（局）和国有银行如出一辙。问题在于，发改委能源司和电监会也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好，这些专业性的政府机构的职能，就其本专业领域而言，是中立的（这其实也是一般宪政政府的重要特点）。换句话说，它们的功能只是维护某一专业领域内的秩序，其自身并无明确的特定目标。但计生委这个政府部门却非常不同，当初成立它，并不是为了让它来管理一切与生育有关的公共事务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减少生育。
考虑到计生委本身肩负的使命以及中国无孔不入的学术政治化的基本国情，它下辖的人口问题科研机构之存在依据，自然也就是使用一切学术手段证明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先进性，并发展它的操作性。因此，依我看，在中国的各级计生委领导之下的各类所谓“人口与生育研究所”，其实应该叫“控制人口增长研究所”才更准确。有经验和阅历的人还能轻而易举地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会积累强大的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最近揭露的发生在湖南邵阳的骇人听闻的“邵氏弃儿”事件，不过是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冲突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已。对此，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儿童福利院及领养体系的人都不会感到太过吃惊，类似的潜规则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只是程度上可能不似“邵氏弃儿”如此恶劣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去向一个体制内的专家——比如那位向我兴师问罪的计生老干部——征求有关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建议和意见，他一定会拿出无可辩驳的数据和论证告诉你，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曾经建立了多少不可磨灭的功勋，现在和将来依然如何动摇不得……我相信，他所列举的诸多理由里面，既有客观的科学研究的成分，又受到他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现实的既得利益的驱使，当然，还有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情感投入。举一个贴近性比较强的例子吧，如果宣传部门就“如何更有效地发展宣传事业”这个题目召集一个研讨会，但它邀请的来的专家全都是像我这样的报人，我敢保证，这个研讨会最后得到的结论一定是：报纸这种“主流媒体”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此绝不应该把宝贵的资源投入到互联网这种危险的新媒体行业中去！至于我个人，平心而论，以我当下的年龄、视野、心胸和觉悟，大概不至于像我的那位读者那么狭隘和意气用事，但要我公开承认“报纸未来将会不可避免地死亡”这个判断，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对一个搞了20、甚至30年计划生育并因此饱受社会尊重的“人口问题专家”来说，如果国家决定废止或调整计生政策，且不说他立即会面临最基本的“饭碗”问题，从他的人生价值来说，真是情何以堪！
正因为这样，别看这段时间媒体上有关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呼声吵吵得很热，而且发表意见者的名头似乎也不小，但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专业领域之外的“业余人士”在瞎起劲，在真正对国家决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专业圈子内，“继续严格实行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牢不可破的主导意见。目前，这个圈子正以一种气愤加嘲笑的态度面对着媒体上那些“外行”的“胡言乱语”。事实上，它不仅掌握着决策话语权，还掌控了这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理论和实务资源。
我必须再次声明，我本人对计划生育政策应不应该调整这个问题不持任何主张。我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肤浅的媒体人，我的确是个“外行”，不敢“胡言乱语”。但是，鉴于这个领域的决策程序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呼吁一种更为中立、开放和科学的决策咨询及反馈机制。
而且，我还认为，在当前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存在类似这样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它们是进一步的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障碍。若想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一套合情合理的补偿与妥协机制。就拿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我相信，只有社会充分承认（而不是全盘推翻）我们文章中那位退休计生干部的“历史功绩”并给予他的后继者以顺利转岗的机会及适当的“转岗补偿”（因为转岗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政策的调整和改变才有可能和平地实现，并且不致留下太多后遗症。
写于2011年5月4-8日，改定于2011年5月14日，发表于2011年5月16日《青年时报》，略有删节。见报标题：人口政策需要“开门”讨论；链接：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1-05/16/content_318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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