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地说:你们要把我锁起来的吗?杨云海说:不是的,你坐吧。于是我害怕地在那张铁椅子上夹紧膝盖坐下了。

这时审讯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公安单国华,另一个是老国保杨云海。杨云海戴上老花眼镜阅读那十几份“赃物”(也可以称为“物证”),单国华因为已经读过它了,所以这会儿他没有再读,他只是在填写审问单第一页的时间、被审讯人、事情什么的。

杨云海从一筒一次性纸杯中拿出两只,放了点茶叶,给自己和单国华各冲了一杯茶,然后跟我说:“小樊,你要不要喝茶?”我怏怏地说:“想的,但是不要放茶叶。”于是杨云海倒了一杯白开水给我,我喝了一口茶水,心里的害怕减轻了不少。

但是我却见杨云海依然在戴着老花眼镜阅读那份传单,单国华也没有问我问题。时间滴滴嗒嗒地走着,我有点心慌得不自在。于是没话找话地说道:“杨警官,你右脸颊上眼睛右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块明显的老伤疤?它是怎么来的?”

他抬起头答道:“你想知道这块伤疤的来历吗?它是我以前跟越南人打仗时留下的。我们国家以前曾经跟越南人打过仗,你那时候还小,可能不知道的。”

我说:“啊,你说的是中越战争吗?我知道的。我怎么可能连中越战争都不知道啊?”

杨云海读完那几份传单后,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包括传单是在哪里打印的,什么时候打印的,几点钟到文理学院里去的,从哪个门走进去的,在哪家超市里买了双面胶等一些细节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了,如实作答。然后我又加了一句:“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同伙,身边没有人知道我打算做这件事,我的公司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都跟这件事无关。”那两个审讯我的警察都没有说什么。

然后杨云海又问我道:“樊潇洁,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又把昨天晚上说过的理由重新说了一遍。我说,我没有同伙,没有人指使我这么做,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去做而且独自去做的。此时我已经忘掉了恐惧。我对杨云海说:“你信任我的吗?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的吗?”

杨云海说:“我信任你的。”

我又问单国华:“你也信任我的吗?”

单国华只好回答:“我也信任你的。”

我感到高兴。我又问:“杨警官,我前几天3月6日给你写过一封信,你读了没有啊?”

杨云海答道:“读过了。”

我又问:“我在信中提到了东洲坑村惨案,它对我的思想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你有没有听说过东洲坑村惨案啊?”

杨云海答道:“我听说过的。”

我说:“你听说过就好。”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中年妇女不声不响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浙江日报》,在审讯室的一角一声不响地看报。本来她只是看报,但是后来她可能被我那些不亢不卑的回答和大胆的提问吸引住了,也从审讯桌上拿了一张传单来看。看完之后,她放下报纸听我说话。

我对这三位“听众”说:“你们知道吗?这几年来我一直感到痛苦。一方面,高房价已经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了。我试图找对象,但是人家男的还想先了解我家的财产情况和住房情况呢。另一方面,我天天从网上看到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社会黑相,我简直是看不到希望。啊,这几年来,我拼命地啃程序书软件教程书,我过去以为我是喜欢啃这些书,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并非如此,我啃这些书只是在逃避痛苦的现实,因为程序书软件书中没有不公平与不公正。”我对这三位“听众”说:“你们知道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马云在杭州举办了‘侠客行’首届中国网络工程师大会,我当时有幸讨到了一张入场券,也去参听了这次大会。我从此把当一个出色的网络工程师当作自己的梦想。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它不是我的最终梦想。”说到这时,那个中年妇女突然插嘴道:“那你发现你自己的梦想实际上是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提高音量道:我发现自己更大的梦想是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实现普选、多党制、三权分产、!”我动情地说道:“啊,我真希望有一天,中国大陆也能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自己手中也有了普选的选票,哪怕是生命最后一天看到它,我也心满意足了。”那个中年妇女听到这里,居然笑出声来。我直视着她,说:“如果你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儿,你会感到骄傲的吗?”她看着我,显出复杂的难以捉摸的表情,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不说一句话。

我口若悬河地话说了很多,开水也喝了很多,杨云海好像服务员似的不停地给我倒白开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上海青年,2月20日那天参加散步,被国保抓到,关了8天,吃了不少苦头的事情。我当时想:我要是也被国保抓到的话,我一定要竹筒倒豆子地交待,免得被严刑逼供。而且我也没有同伙,所以用不着为保护同伙而三缄其口,是不是啊?”我戏弄似地反问两个审讯我的警察,他们表示认可我的这种策略,然后他们让我读了他们做的笔录。我发现他们只记了开头的几个技术性问题和我的回答,而我后面的那些慷慨陈词,他们一点都没有记下来。我觉得挺惋惜。他们说我在上面签字,我签了。他们让我在上面按红手印,我也按了。然后我说:我刚才喝了五六杯水,现在想上厕所了。他们就让旁边的那位中年妇女陪我去厕所。

上完厕所后,他们又让我到审讯室的隔壁去,在两张纸上按下自己的十指的指纹、两只手掌的掌纹。我很顺从地配合他们完成了。他们又用一根针刺破我的左手食指,挤了一点血在一张卡片上,然后给了我一块脱脂棉让我把伤口按住。我也照办了。

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回到前面那幢五层小楼顶楼的国保办公室里,让我跟那个中年妇女一起坐着,然后他们到另一个办公室里去打了几个电话。大概十多分钟后,杨云海对我说:“小樊,你起来,我们现在要送你回家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们要放了我了?”我吃惊地问道。我赶紧跟他们一起下楼去。

送我回家的有三个人:那个又瘦又高的司机屈保军,老国保杨云海,还有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滔滔不绝地说那些我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上访故事和维稳截访故事。我再三跟他们强调这些上方者中有不少原来是和你们一样的警察。他们默默地听着,始终没有打断我说这些。

后来我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年初,春节前几天,我上班的时候路过中兴路,发现有一家店铺的卷闸门边的墙上,不知有谁用黄油漆涂了五个大字:‘共产党必亡’。后来过了两天,这块地方又被人用另一种颜色的油漆涂掉了。你们会对这件事感兴趣并去调查吗?”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立即说:“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特别是不要到网上去说!”我奇怪的问:“为什么呢?你们难道不关心它吗?”

其实我刚才被带到公安局里来的路上,我也并不沉默。我记得我从家里被他们带出来,刚坐上警车,杨云海就问我道:“小樊,我不是前几天让你重新写一篇保证书了嘛,你怎么不写呢?”

我答道:“啊,是的,因为我写不出来,我想都想不出自己能保证什么啊。如果要我保证什么,我只能保证茉莉花会开花的。”我又反问车上的其他人:“你们相不相信茉莉花会开花的啊?”车上的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在几秒令人害怕的沉默之后,我听到有人用很低的声音回答了一句:“所有的花都会开花的。”原来是我左边的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说的。我直到现在还在思量着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他面无表情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随后就闭口不言了。希望老天保佑他。

快要到家的时候,屈保军对我说:“樊潇洁,如果你家里有电脑,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啊,你们要看我的电脑?”我害怕地想,我知道自己的电脑桌面上放了很多我从博讯网、看中国、茉莉花官方网站上找来的文章,还有我最近跟陈豪的邮件往来,这些都不是能让他们看到的。可是既然他们提出了,我哪能拒绝呢?我只好答应让他们看看。

我刚才离开家的时候,已经预计到被请去之后应该回不了家了,所以钥匙也没有带。到了家门口,我只能按门铃等我妈来开门。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我外婆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开门。我吃惊地说:“我妈呢?”外婆看着门外三个警察,吃力地说:“你刚才刚出门,你妈就也跟着去公安局了。”我赶紧把外婆扶回她的老眠床,请三个警察进了我的房间。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太懒了,刚才被子都没有折过。诺,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我平时在看的网站建设程序方面的书。我指着自己的书桌和书架对他们说。他们检查了我的书架,要我把电脑打开。我打开了。他们让我把开机密码告诉他们。我就把密码写下来了。屈保军只简单地看了一下桌面,就说:“我们要把你的电脑借去看一下。”我吓了一跳,就说:“啊,你们要拿去看啊?什么时候还给我呢?”屈保军说:“很快会还给你的。”他这样说着,已经动手关了我的笔记本电,合上屏幕,拔下充电插头,把它捧在手中了。我只好承认这一事实。

这时杨云海对我说:“你平时在公司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台电脑?”我说“是的”。我害怕地说:“你们难道那台电脑也想看看吗?啊,别,别这样,要是老板知道了,非开除我不可。”我恳求道。但是毫无用处。杨云海要求我把我的老板的手机号告诉他,然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的老板,跟他说自己是国家安全保密局的人,现在要到公司里来调查一下,希望他能配合。我的老板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表示自己马上会到公司里来的。我心里默默地在想:“碍,我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板,向他解释此事呢?”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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