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中央企业领导成为院士是何时开始的?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有何不同?

从级别上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人们几乎公认,院士们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 

开展咨询服务,也是院士们的工作。2011年5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左二)率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院士专家咨询服务团在广西柳州开展咨询服务。 (CFP/图)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副部级)于康震、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晓鲁……这一连串闪亮的名字不是政府官员和央企高管的某次会议名录,而是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的2011年院士候选人名单。

如果连同离任官员、老总一同计算在内,包括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原交通部总工程师凤懋润和原安监总局副局长闪淳昌等人,共有23名政府高官或央企高管入围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一片“高官、高管俱乐部”、“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工程队”的非议声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接受新华社采访表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这一标准对所有的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和老总要角逐“院士”头衔?这种现象从何时开始?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这个时常被人们提起的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外延和内涵? 

工程院候选院士名单遭质疑,多位高官在列 CFP (曹一/CFP/图)

政治光环笼罩下的院士

1954年中科院学部委员评选中,便有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

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而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不过,官员和企业领导成为院士,并不新鲜,从工程院成立之初就大量存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科学院。

194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为归属于政务院的政府部门,后调整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无明显学术背景的陈伯达任第一副院长。而此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则是横跨学界和政界的大腕蔡元培、朱家骅。

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并评选“学部委员”(大致相当于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一文中指出,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是内部提名、内部评定(即“协商”),最后报中共中央,主要是中宣部批准。此时的评选除了学术标准,还有重要的政治标准,即“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据此标准,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学部委员。此外,、范文澜、茅盾、翦伯赞等被王扬宗称作“半官半学”的人士也大量入选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自1994年成立后,经过17年发展,现有739名院士,其中兼有企业界或政界身份的院士并不少见。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1999年12月当选工程院院士时也兼有企业界身份,那时他是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兼华中软件公司董事长。

199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就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黄卫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不久,黄卫当选北京市副市长,被人们称作“院士副市长”。两年后,黄卫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常务副主席。

在成立于2000年的“工程管理学部”中,官员和企业家更不在少数。2001年12月,中国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当选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工程院相关负责人称该学部院士当选条件“颇为苛刻”,当选人必须“具备重大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国家科技布局与战略管理经验”。对于傅志寰院士的学术背景,该负责人称,傅志寰对繁忙线路客货混运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的解决对策,影响、价值颇大。

中国工程院不仅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它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长期关注院士制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从级别上讲,科学院、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

几乎已经形成惯例的是,工程院之前三任院长,朱光亚、宋健和徐匡迪都曾在任职或离任院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之后的历任院长,卢嘉锡、周光召和路甬祥,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工程院网站,也详细列举了在中共中央、人大和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院士名单。

有两位院士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路甬祥和周济。5位院士为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陈左宁、多吉、潘云鹤、王玉普和谢和平。其中多吉为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云鹤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王玉普为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还有马伟明、方滨兴等26人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路甬祥和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此外,于振文、尹伟伦、尹泽勇等4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孙永福、袁隆平、龚惠兴担任本届全国政协常委。其中孙永福为原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5年,孙永福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还担任着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正部级)职务。

“他的当选是茶叶界的光荣”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院士陈宗懋,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术大师,人文组也囊括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家。人们公认,这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

当年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是学习西方的体制,但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领域与西方工程科学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中国工程院有至少5名从事中医的院士,他们是医药卫生学部的董建华(已故)、程莘农、石学敏、王永炎和张伯礼。其中董建华被视作“中医泰斗”,而程莘农和石学敏则是中医针灸专家。程莘农主持了“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和“十四经穴点穴法”的研究,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还有一名院士,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他叫陈宗懋,今年78岁。陈宗懋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2003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百度词条中,陈宗懋的“荣誉”部分称:“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称号。陈宗懋研究员当选为院士,开创茶叶界先河。他的当选是茶叶界的光荣。”

今年3月,陈宗懋院士在《钱江晚报》等组织的“科学会客厅”露面,谈茶道与养生。《钱江晚报》报道称:“按照他的说法,88岁是米寿,99岁是白寿,而茶寿所代表的,则是108岁。在陈宗懋看来……喝茶一分钟,可以解渴,喝茶一个小时可以休闲,喝茶一个月可以健康,喝茶一生可以长寿。”

“长寿”也是常常与“院士”联系在一起的话题。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72岁,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为74.1岁。所有的工程院院士中,80岁以上则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工程院资深院士有182人,而科学院80岁以上的院士有231人。

人们往往质疑高龄带来的科技创造力衰退问题——调查显示,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平均年龄仅为39岁。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热衷于听院士们讲授长寿和养生之道。“茶业院士”陈宗懋之外,中国工程院钟南山(75岁)、张金哲(91岁)、胡亚美(88岁)和王陇德(原卫生部副部长)等等不同学部的院士,也曾多次对公众讲授长寿与养生之道。

不会退休的荣誉与待遇

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几乎公认,所有的院士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当然也有例外——本身是正部或以上级别的院士会享受更高级别待遇。

尽管院士已经在人数上大大增长,在地方上,他们仍然是相当稀缺的资源。公开资料显示,各地为了招徕院士,均推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2009年12月,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宣布,两院院士如果愿意到院里任职并完善协议,单位将提供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住房,并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安家费。

新疆则明文规定,在新疆的院士除了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还“将被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根据需要,为院士组建实验室,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有关单位保证院士著作及时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

2010年8月,河北宣布,在冀院士特殊生活补贴由每人每年6万元增加到20万元;新引进和新当选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支持;新引进院士给予一次性安家费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每年两次健康检查;配备相对固定的专用车辆;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研发优先立项,重点保障。

除了普遍的待遇优厚,各省为招徕院士,奇招迭出。沈阳市曾规定飞机场和火车站对院士出行要给予贵宾待遇;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而“O”字头的汽车牌照此前一直是警务用车专属。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现行体制不变,“院士”作为终身“荣誉”不会退休,那么伴随它的待遇也不会消失。

今年3月以来,工程院在网站上连续发布了三封针对工程院全体院士、院士有效候选人及候选人所在单位的公开信。公开信援引部分院士的话称,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被提名人进行“助选”和“拉票”,有的院士所在单位还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向院士提出不正当要求。

工程院期望院士及候选人都能够“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共同为院士增选工作营造纯净、严肃的氛围”。

同时公开信也提醒各位候选人,谨防上当受骗。“您可能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也在打你们的主意……根据历年院士增选工作的经验,可能会有人假冒中国工程院某领导、某院士或院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各种借口向候选人推销所谓的书籍、礼品或纪念品;或以各种名义欺骗候选人向中国工程院领导、院士或院机关工作人员赠送礼品、礼金。”

工程院院士人数高速增长

自1994年到2001年,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撰文称,“院士”一词来自英文“Academician”,它实际是指“Academy的成员”,或“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的人”。

在英文的语境下,任何一个学术团体,比如评选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西点军校,甚至美国的很多私立高中,都可以称自己为“Academy”,而这个词汇本身并不带有“最高地位”或“很高地位”的涵义。

但在汉语中,据说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最早将“学院”与东方传统中“士”的概念衔接起来,创造性地“发明”了“院士”这样的翻译以对应“Academician”。

顾海兵教授认为,“院士”的说法本来就遗留了古代“士大夫”、“内阁学士”的官本位思想在其中。

“更重要的,在汉语中‘院’代表一个实体,比如学院、研究院,但中国工程院是一个典型的虚体,它跟中科院不同,没有一个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应当是一个典型的‘学会’,”顾海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本就不是院,何来院士?”

中国工程院没有研究机构,院士都在各自的单位工作,但设有办公厅、学部工作局、国际合作局、政策研究室等机构。

1980年,中国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时,新增283名学部委员,全国共有学部委员400名。这400人全部为自然科学界人士,因为此前,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已在1977年独立为社科院。

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选210名学部委员。1993年10月19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产生第一批96名院士,其中30人为中科院院士。

此后,中国“院士”人数高速增长。1997年,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增选113名院士,2001年再添81名,院士总人数已达到616人,还不包括24名外籍院士。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在日益高涨的争议声中,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幅度终于下降,2003、2005、2007和2009年,分别有58人、50人、33人和48人新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今年,中国工程院增选的车轮已经隆隆转动,院士增选总名额将不超过60名。一周前,工程院公布了今年的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485人的名单。第一轮评审将于6月26日至7月1日进行,第二轮评审和选举将于10月30日至11月4日进行。

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学术机构和机关、企业的博弈还在持续。坊间流传着关于竞选院士需要多少公关费的猜测。

毕竟院士的附加值是如此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养生、茶道,甚至荣誉,这也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金”评审,就规定项目申请需要2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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