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母亲说, 你做外交工作, 对经济问题何必多讲呢! 父亲说:“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 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 经济这样搞下去, 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2011年7月1日是张闻天逝世35周年的日子,这天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日。

追溯到70年前,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李维汉谈起自己对博古、张闻天两人的“观感”时坦言:对博古是“敬而畏”,对洛甫是“敬而爱”。

再追溯到1927年5月,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复制的档案中引用了这年5月10日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鉴定,鉴定显示:“坚定,没有偏向,守纪律,对当前党的生活和理论问题认识清楚,……可作为宣传鼓动方面党的工作者使用并独立工作。”

“我父亲这个人,自己的功劳从来不讲,所以了解他是比较困难的。”张虹生说。

张虹生,张闻天独子,1939年9月生于新疆迪化。在他眼里,父亲张闻天首先是一个严苛的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父亲。等感受到父亲的爱时,他们父子的相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

回忆先从庐山会议开始。

  父亲只去过彭德怀家两次

庐山会议本来我父亲是可以不参加的,因为他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刚从东南亚考察回来。当时外交部长陈毅说他有事不能去,让我父亲去,我父亲就上山了。上山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准备什么发言,前半个月是“神仙会”,大家各抒己见,气氛还很好。后来在会上,彭德怀率先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让会议发生了转向。

庐山会议跟父亲无关,但我父亲思想上比较入世而不是避世,而且陈毅也让他去,他也想去,他想了解了解国内的情况。用何方的话来说,当过总书记的和没有当过总书记的人,思考是不一样的,他总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正因为如此,父亲被扣上两顶吓人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

1959年7月12日,父亲同住在邻近的( 河东路176号) 彭德怀交谈说: “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 彭总说西北组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 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 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他像斯大林后期那样的错误。”

说起我父亲和彭德怀,其实两人没什么特别的交情,来往也不多,过去两人是上下级,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只知道他到彭德怀家去了两次,那两次主要还不是去彭家,而是去任弼时家,当时任家在前院,彭家在后院。到庐山去的时候,巧了,两人在一个火车车厢里;到庐山以后,我父亲和彭德怀又住隔壁。后来父亲碰到他,两人也一起谈了一下下乡的情况,都感到有些问题要谈一下,说清楚,总结经验,以利于更好地工作。

7月18日前后,父亲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 开始准备发言提纲。7月20 日前后,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家英劝说, 如果发言, 有些问题就别讲了, 并且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我父亲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

在此前后, 胡乔木也来电话告诉父亲,毛主席将要对彭老总开火, 劝父亲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发言与气氛不合, 担心会挨批评, 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父亲是在7月21日发言的。他的发言指出, 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父亲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 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父亲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 会场气氛紧张。但他坚持讲了整整一个下午。

父亲还让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 。发言结束后,父亲对秘书说, 希望这次发言能够促使会议讨论些实质的问题。晚饭后见到彭老总说, 今天我讲了3个钟头, 支持了你。彭老总将父亲的发言提纲要去, 让参谋读了一遍。然后告诉父亲说:“你讲得很全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父亲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 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30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父亲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久,父亲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倍。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父亲。

这一天父亲写出书面检讨, 被迫承认“右倾”, 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 无法下笔, 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至10日,父亲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 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 “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父亲说同彭德怀来往较多, 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 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 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 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 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 以后可以不犯。

父亲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 进而推翻毛主席, 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 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8月18日,父亲含冤下山,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在下山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 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8月20日,父亲回到北京。母亲说, 你做外交工作, 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 何方也为庐山发言惹祸惋惜。父亲说:“后悔就不对了, 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 “事实上我非讲不可, 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 经济这样搞下去, 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对父亲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只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 “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父亲对此非常伤心。他对母亲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在巨大的压力下,父亲支撑不住,进了医院。

母亲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母亲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母亲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也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学时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母亲忍住泪水,为我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离开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从1961年到父亲1976年去世,我会在新疆开始15年的漫长岁月。

“东北时期的林彪是好的”

庐山会议后,父亲被迫离开外交部。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不久,父亲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在这期间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父亲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母亲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火烧身。”

父亲坚持要送上去。果然不出母亲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父亲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更是成了审查、批斗的对象。仅1967年,父亲被提审、回答问题或在审问记录上签字或写证明材料,累计达219起。家被抄了,锁在保险柜中的文件、读书笔记、资料,有的被化为灰烬……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恐吓,怎样套供、逼供,父亲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从不乱说。当有人对他的回答不满而大发雷霆时,父亲总是慢吞吞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这种态度,常常招来不知多少拳脚。

有人问他林彪在东北的问题。父亲说解放以后我不太了解林彪,但是东北时期的林彪是好的。当被具体问到在哈尔滨太阳岛会议上,林彪跟苏联人谈了些什么,他说那时候都谈怎样解放,这是有案可查的。父亲告诉我,让他揭露那个时候林彪和苏联勾结,是不正常的。后来林彪专案组找他谈话,他就是这么说的:反党是后来的事,后来的事我不了解,主席比我了解,后来我搞外交他搞军事,我们也没什么接触。

父亲从来不诬陷人,即便在“反右运动”中他还是尽量保护外交部的人。外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外交部右派应该抓得最多,但实际上是很少的。乔冠华被说成“右派”,我父亲就给他拖,你说他是“右派”,让我批斗我不批斗,我就说还要研究研究、调查调查。就这样拖,风头过去以后再想办法。

“思想教育不能用运动去搞”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父母被传到审讯室,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3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3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的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6年。肇庆位于粤西的西江北岸,古属百越之地,远离京都,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父亲的外孙女张秀君曾听父亲说,“过了6年孤寂闭塞的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在他们去之前,军分区领导已与大院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说要来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叫大家不要与他们来往。“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4年后的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等,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中央办公厅就下文,禁止收听广播,说他贼心不死。军分区向他提出了警告,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

父亲曾说过,看管者把他看成江洋大盗,其实他只不过是个文人。肇庆军分区有个“极左”干部,有一次母亲偶然把一顶印有毛主席字样的帽子放在树杈上,那人就严词训斥。父亲扯扯母亲的衣服,示意她不要做任何解释,只对那人说:“你有意见对领导说去。”

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现在回想起印象来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多年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做工作了,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自己写的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由于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两位老人身无分文,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3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我一共去过肇庆两次。回去以后他跟我谈得比较多,他的“肇庆文稿”的基本思想都跟我谈过,因为当时我终究是上了大学的,在新疆也比较爱看书。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父亲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同年10月12日起,他开始秘密地写作一部近十万字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这批理论文稿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在“肇庆文稿”中,父亲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出当时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在肇庆,父亲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他一天的生活跟书分不开,看书、写笔记、写文章。我妈妈说,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把他的文章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千万字。

1974年夏天,“肇庆文稿”基本写成。父亲的外甥,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当教师的马文奇利用暑假,从上海过来。父亲让他誊写文稿。回到上海后,马文奇为便于分散保存,接连抄了3份,藏在3个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从原稿不连接的3处抽出6页留下,作为证据,其余都按父亲的嘱咐销毁。

1976年9月,母亲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王震见到母亲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母亲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那里。这样一来“肇庆文稿”才得以幸存、出版。

惟一遗憾的是,他想在“会上谈谈”的遗愿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让父亲迁居无锡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但信发出后,石沉大海,音信全无。1974年12月他又给中央写信,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28日,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已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迁居无锡是我的意见。

我回去探亲,父亲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无锡好还是苏州好。因为他对外面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我觉得苏州不好,因为当时苏州造反派闹得很厉害,武斗很凶。无锡要好点,造反派武斗没那么厉害。我还听说无锡自然环境比较好,在太湖边上。我就告诉父亲,去无锡吧。

1975年5月,父亲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父亲写信要我回去帮助搬家,我特地请事假由新疆赶到广东肇庆。一到家,父亲就兴奋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6年的看管生活结束了,组织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养病。”

1975年8月25日深夜,父亲身着灰色衣裤,脚穿圆口布鞋,戴一副深度淡边近视眼镜,拄一根木制拐杖,走下火车。 我这次亲手扶着父亲从肇庆,经广州到上海,再转汽车到无锡。这时候的父亲已经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工资,可以看发至县委的文件。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谈中共九大代表人选时,建议将我父亲作为反面教员选为代表,但那也算是毛主席表态给我父亲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对我父亲就稍微好一点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到无锡稍事休息,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父亲对我说现在要是有一个文字秘书就好了,他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一用脑子,血压就升到二百,所以他在无锡没写什么,主要是把“肇庆文稿”修改了一下。

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

1976年清明节前后,邓小平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庭院里,不言不语。有一天,医生指着报纸对他说:“天安门事件,报上说是邓小平挑起的。”父亲听了说:“可能他还不知道呢!”

1976年4月以后,“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父亲这时已经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门狭窄、便秘等,短短的时间里先后7次病危。

无锡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为了防止出现急性左心衰竭,轮班守护在他床边,严密监视病情变化,可每当他睁眼醒来时,总会挥着颤抖的手对医护人员说:“你们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病情刚一缓和,他会十分过意不去地对负责治疗的医师说:“很对不起你们,我把大家拖累了,医院工作忙,叫他们回去吧。”由于抢救需,要拟用进口药,父亲知道后,把主管医师叫到床前,不安地说:“目前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

1975年11月发病到1976年7月1日去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医疗从来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

他时刻记挂的是从庐山会议以后到“文革”十几年,“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的资格,他为没能报效国家和人民深深遗憾,要我母亲在他死后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作为交给党的最后一次党费。他还和母亲写下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张、刘

1976年4月

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此外,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上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惟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去和母亲见面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骨灰先放在储藏室里等着处理,上面没有写名字,只是一个白盒,有一张照片。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到储藏室,人家烈士的骨灰盒都是进正厅,不用说都知道是谁的骨灰盒。

4个月后,根据父亲的遗愿,我和妻子被“农对农”地调回江苏,又4个月后被调到南京晓庄林场,妻子廖蔚训当会计,我和在新疆时一样,仍然务农。

母亲后来告诉我,弥留之际的父亲,思念儿子,1976年4月便向中央要求把我两口子调近点,以便不时能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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