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好心办坏事?

作者:firn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7 12: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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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毛泽东要按照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改造中国的社会和人民,这种动机是真实的(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动机是虚假的,却能够终生不衰地保持着这种动机),而且这种动机的初衷也是好的,也是要使中国能够早日进入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他一生的奋斗,也是要使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好的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见证》),他到延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就要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建国后他树立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是要使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由于这种乌托邦空想严重地违背了基本的人性,严重地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还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他的这种动机越是白璧无瑕,他的这种意志越是坚韧不拔,他给整个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也就越是深重。这正是他人生的巨大悲剧性所在,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大悲剧性所在。“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①

同时,毛泽东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人物,在他乌托邦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动机背后,又存在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这就使得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动机变得分外复杂起来。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对其有着长期的十分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他在回忆录中说道:“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②他一方面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它与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揉合起来;他一方面要与传统决裂,另一方面又处处受到传统的影响和羁绊。这种复杂的格局结出了毛泽东时代这一畸形的历史怪胎,产生了亘古未有的、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出现的悲剧和闹剧。他要改造中国的社会,从而达到他所追求的大同之境。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所采取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也不在乎国家和人民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的这种政治理想是要强加给人民的,不管人民对它是否接受;他的这种政治意志是不容拂逆的,在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坚决地清除掉。

毛泽东乌托邦理想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在他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是至上的,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另一方面人民又不过是他乌托邦理想的实验品,人民的生命在他的视野中是微不足道的,更遑论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悖论。李志绥回忆道:“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③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使得全国人民都对他视若神明,在他面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然而,人民却被剥夺了各种自由权利,成了他的乌托邦理想的实验品。当人民在他面前匍匐下去的时候,人民在他的心目中却被视若草芥,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苦难他却可以漠然视之。

毛泽东追求他的乌托邦理想不假,但在这个动机下面是否还掩盖其他方面并不美好甚至是丑恶的动机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王若水在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提出,毛泽东从“大跃进”之后之所以要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目的并非是要追求什么乌托邦理想,而是要用下一个错误掩盖上一个错误。这种观点固然是值得商榷的,但毛泽东作为一个熟读二十四史、深谙帝王南面之术的政治家,作为一个一生中不断地通过各种政治斗争打倒政治对手以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的政治家,他也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政治家是要使人民顺从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理想,还是要使自己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顺从民意,以人民的意愿为依归?政治家是只要出于良好的动机,就可以不顾后果,还是既要出于良好的动机,更要对后果负责,同时还要具有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即是意图伦理还是责任伦理的问题。

1919年1月28日,韦伯应自由学联巴伐利亚分部邀请,在慕尼黑做 “以政治为业”的演讲,提出信念伦理(即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分,这在政治伦理学说的历史上是具有革命性的。韦伯把政治家的伦理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不是说,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究竟是按信念伦理准则行事?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还是按责任伦理原则行事:就是说,当事人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了。”他断定,用目的神化手段,信念伦理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只有一种逻辑可能,那就是摈弃任何使用道德上危险手段的行动。”他认为:“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化所要负的责任。他在……与魔鬼的势力为伍,因为这种势力潜伏在任何暴力中。”意图伦理以意图的好坏作为善恶的标准,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办了坏事也是可以原谅的;而只要动机是坏的,即使办了好事也不值得肯定。责任伦理则注重效果,认为只讲意图而不顾效果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对于习惯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毛泽东语),习惯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和“党性原则”的我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同时也是我们所亟需补课的。

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善恶是区分人的首要标准。只要被定性为善,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只要被定性为恶,就被宣判了道德的死刑,就百口莫辩,永世不得翻身。一个人动机良好无疑是善的,只要具备了这一点,即使采取极端的手段也是被允许的,即使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也可以不被追究的;相应地,一个人动机不良就是恶的,即使做了再多有益的事情也是不被认可的,人也依然是坏蛋一个。这种伦理调子甚高,可是酿造出来的往往是一杯杯苦涩无比的酒。在这种伦理观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动机纯正,“政治正确”,他就可以为了实现美好的动机而不惜采取非常的手段,就可以不惜要人们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居心叵测,也可以标榜自己动机崇高,“政治正确”,从事以大众付出的巨大牺牲成就一己之私的罪恶勾当。同时,尤其是在权力未受到制约的人治社会,政治领袖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是全局性、长期性的,如果他提出一个错误的政治路线,就很容易在全社会推行开来,就难以得到及时的纠正,只能等到整个社会的运行已经难以为继时才有可能得以转寰,而这时候大祸却已经酿成了。这又怎一个“好心办坏事”可以了得!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多少的历史上的悲剧因汝而产生?多少历史上的恶人假汝之名而行恶?

在现实中,由于人们观念的歧异和利益的差别,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动机,什么是坏动机,什么是真动机,什么是假动机,往往并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也没有谁拥有最后的评判权。同时,一个人的动机再好,也不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把恶强加给他人固然是恶,把善强加给他人亦是恶,而且后者的危害性还要远甚于前者;一个人的目的再正确,也不能够代替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前提条件,没有了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是没有保障的;一个人行为的结果再理想,也不能够忽视其中的代价问题,尤其是不能够以牺牲他人的自由权利为代价,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命尊严都是等价的。因此,我们必须拒绝那种调子甚高然而却是虚无缥缈并且十分危险的意图伦理,而要实行那种低调的然而却符合正义原则并且稳妥可靠的责任伦理。那种注重意图而不注重效果的意图伦理虽然不乏各种美丽动人的口号和理想,但它给人间带来的却往往是灾难,而且还容易成为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和投机者借以谋私行恶的漂亮幌子。那种不注重意图而注重效果的责任伦理,虽然是低调的,却也是务实的。它要求人们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并且要注意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使得坏人不敢办坏事,好人要把事办好。在这样的社会,虽然没有太多激动人心的口号,也没有太多崇高的动机可以标榜,但人们却可以避免受到“好心办坏事”这种“善的伤害”,可以避免各种居心叵测者在漂亮动机的掩盖之下谋私行恶的行径,可以使自己的各种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可以更加扎实地获得社会幸福的增进。

①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③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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