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经常夸耀两个数字: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二, GDP增速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已成为尤其是许多官员与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对其解读,需全面和理性。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经济算不上什么奇迹,因为历史上中国经济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也位居前列。如1820年大清帝国GDP占世界GDP的28.7%;1900年仍占世界GDP的11%。即使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而事实上晚清和民国都属世界弱国。故GDP即使世界第一,也一定是大国强国的标志。

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以下择要述之,以窥斑见豹。

一、粗放模式

1、资源消耗惊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消耗了世界47.7%水泥(10.5亿吨)、39.6%原煤(21.4亿吨)、31.8%粗钢(3.5亿吨)、24.4%氧化铝(1561万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资源破坏惊人:①土地大量流失,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②矿产资源掠夺性开采。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③水资源短缺。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

3、环境污染惊人: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吨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癌症村正接连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潘岳: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为了“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而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潘岳:环保经济新政箭在弦上)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瓦茨经过在中国7年的访问,撰写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旅行日志“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2010年11月11号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演讲说:“工厂主与当地官员的腐败关系,这是污染无法制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政府,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让老百姓单个人去面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是很难的。”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二、“卖地”支撑

中国的财富增长,基本不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而主要是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中国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杨于泽在“圈地运动制造了高增长的假象”一文(2010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中,则把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发展模式简化为:政府征地拆迁—房地产大开发—经济高增长,经济高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圈地运动,形成由圈地到增长、再由增长到圈地的恶性循环。

2010年1月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卖地”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2010年3月8日,政协委员梁季阳的大会发言多次获得热烈掌声,因为他点破了许多人不敢说的事实:“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他引用上述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强调“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其实,高房价岂止支持着地方财政?打破土地垄断谈何容易。

  三、廉价劳力

即低人权低福利的劳工代价。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中国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排在世界第158位,甚至非洲有32个国家的工人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刘植荣:我们的钱被谁拿走了?)

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不到世界平均值15%,而且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资中筠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罢工,工人一罢工资本家就得让步。而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最恨中国,因为资本家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低人权优势“竞争力”能持续吗?

四、贫富悬殊

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对权力束缚的抗争,创造了巨大财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过:“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但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呢?

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据中新网报道,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只有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倒数第4位。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泰国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就连这17%的费用也没用在多数人身上,中国社科院有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新快报》2006年6月10日报导)。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如果真的关心百姓治病难问题,拿出“三公”消费的1/6就够了。

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从绝对数字看,日本学费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每人每年8930英镑,按1英镑对人民币12.34元汇率计算,相当人民币11万元。但比较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应充分考虑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则超过3.1万美元。考虑到日本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GDP即使世界第一,能理直气壮地唱什么优越性吗?

那么,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全国政协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9日)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新华社2010年05月21日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五,食品毒害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

早在2008年,温家宝就提出:“政府下一步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抓食品安全,我不相信中国在一、两年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年过去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仍触目惊心,从有毒豆芽、、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再到毒米粉等,对民众日常食品毒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民日报也发文提到,现在每个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有网络民谣,汇集了一日三餐可能触及的毒食品:“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牛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滷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喝点甲醇勾兑酒,吃个染色馒头,然后躺在甲醛四散的床上,盖上黑心棉棉被,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

认识经济“奇迹”背后的祸患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而不至发昏,督促我们思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中国的真正出路。

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结症在政治制度。

2009年5月吴敬琏发表《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即吴敬琏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2010年10月《新财经》发表《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一文,他们也强调: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所以,改革只能是政治的,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民主、自由和法制作后盾,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会沦为权力集团捞取私利的手段。

2009,11辛格总理在华府发表演讲,其中提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辛格这番话,值得经济学者和每个中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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