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

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 “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作者:曾实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6-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0:05:40

阅读量:1912次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

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肖滨长期在广东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祖籍四川的他,有着广东与四川两地的生活经历与观察视角。2008年,他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下的广东政治发展30年研究项目,完成《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一书。

重庆模式:着眼

体系的维系与巩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肖滨认为,“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

概括言之,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评价两个模式时,长期在广东任教与做研究的肖滨,显然更倾向于“广东模式”。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被提出,但学界对是否存在这一模式向来存在争议。肖滨认为,如果借用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说法,“中国模式”当中必然包含六项基本元素,首先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这三者共为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六项元素缺一不可,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扮演重要角色。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模式中,以上六项元素无一例外都具备。在政党国家体系内部,两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特点。肖滨指出,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

他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中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同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也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不过,广东和重庆还是有区别,广东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

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对此,肖滨认为,红歌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而且并不孤立,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红歌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这与今日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权利平等、有序参与、协商妥协、竞争共赢不一致,“两者之间互为紧张与对立”。

肖滨也指出,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在广东历任的省委书记里,大多视改革为己任,从早期的习仲勋、任仲夷,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仅改革风气一脉相承,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最近汪洋强调要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就是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的印证”。

肖滨强调,广东近年在不同层面的改革值得关注,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都是广东近十年政治行政层面改革的亮点,“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他总结说,在政党国家体系里,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广东模式:缓解

内部紧张性

肖滨也表示,在中国模式框架之下,隐含着两个正在运行的逻辑,其一是政党国家奉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两者看似矛盾,但目前在中国模式中交织、混杂为一体”。

他解释说,市场经济有自身逻辑,要求权利与机会均等,除规则之下的经济竞争机制以外,必须有法治民主的政治机制与之相适应,另外,也必须有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价值体系与话语形态等,“这就造成中国的这两个逻辑存在紧张性、甚至互相排斥”。

两种模式:为发展路径提供选择空间

而就广东模式而言,虽然也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之下运行,但这一模式的重点并非固守旧有的元素,而是试图增加新的元素,肖滨认为,相比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更因循市场逻辑的发展,并试图去缓解中国模式内部的紧张性,推动中国模式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自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渝以来,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高层近年轮番到重庆视察,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就有五名曾经到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也曾高度赞扬重庆“出现了欣欣向荣大发展的景象”,指重庆经验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中央领导人的密集性考察与调研,并给予重庆建设经验以肯定,令外界有不同版本的解读,民间更出现“中国向左转”的言论与猜测。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

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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