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选在了李汉俊的寓所,外地代表9人住在博文女校。“九个临时寓客”是:、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也就是上海陈独秀的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后张国焘叫他也搬到博文女校来。 当时,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大家认为他神经质。
开会时,各地代表们相互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当时,与会代表都还年轻,最小的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山东小组的邓恩铭也只有20岁,王尽美23岁;张国焘、周佛海都是24岁,毛泽东28岁,陈公博是带着新婚妻子来开会的,李达也刚刚结婚不久,与会代表中多数没有结婚,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但“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情,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
当时毛泽东和参会的其他代表有一种明显的隔膜和距离,面对其他代表也有一点自惭形秽,甚至略有自卑,因为其他人要么是留洋的,如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是在日本留学的;要么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如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是北大的学生,而毛泽东当年只能靠着恩师杨昌济的关系在北大图书馆做清洁工人,兼在北大做“偷听生”,陈潭秋也是武昌高师(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毕业生;只有王尽美、邓恩铭与他在学历上差不多,但两人又比毛泽东年轻;与他同来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17岁,人老实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且又是前清秀才;包惠僧虽然也是中师毕业,但多年在报界工作,文笔不俗,深得陈独秀赏识,此次是以陈独秀个人观察员的身份,怀揣“陈氏尚方宝剑”出席会议的。当然毛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他们开会时常常谈女人,而毛泽东早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就在宿舍里订立了三个规矩:(1)不谈女人;(2)不谈金钱;(3)不谈生活中的小事。这些话题让毛泽东不齿。实际上“一大”更应该算是一次理论研讨会,李达、李汉俊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些他们可以倒背如流,难怪长沙的何叔衡只参加了两次会议,就回了湖南,很显然他是听不懂的,在这样的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有坐在一边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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