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我去了一趟中东。主要以以色列为基地,走了埃及、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勒斯但等国家地区。很遗憾,突尼斯、巴林、利比亚等,其国内形势正处于自下而上革命阶段的国家,没能进去,顶多靠近。我没能经历中东民主革命的“真乱”,只好从周边去旁观,体验。我的中东行,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以色列因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交锋,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但毕竟是属于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那里没有那么不安全。我也遇到了不安全,但它不是来自阿拉伯革命,而是因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造成的。

有一天傍晚下了较大的雨,我从耶路撒冷进入了阿拉伯人居住的“巴勒斯但自治区”的希伯伦(Hebron)。这个城市是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恐怖事件的地方。这次我去,也听到了几次炮声,时间已是晚上。城市中间有个具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却被以色列军队占领,周围全是犹太军人,拿着枪巡逻着。阿拉伯人无法进去,搞任何宗教活动。一名下岗的巴勒斯但年轻男子在离清真寺100米左右的地方跟我说,“那里原来是我们地方,后来被他们非法占领的。我们每天过日子好紧张,经常跟他们发生矛盾,但我们没有高级的枪,只能带着炮弹自己爆炸。”

不管是犹太人居住的国家还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国家,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子如此之大。我遇到任何人,居民们首先跟我说“China?”,我说“No, I am Japanese”。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果然快速加大,但中国人的形象却不那么好,理由是全球性的,跟其他非洲、亚洲、拉美等地方一样,我就不多说了,毕竟是人家的事情。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形象格外地好,好到我无法想象,甚至不好意思。比如,在以色列的任何城市,由于政府要警惕恐怖事件发生,进一个建筑,安检特别严格。但警察知道我是日本人之后,他们都变脸色,放我们走,不经任何检查就可以进入。在旁边,中国游客的所有行李全彻底被检查。

到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都对我很热情,温柔。有一天晚上我没有住宿,有一位家里有8口人的出租车司机欣然带我回家,请我吃饭,睡觉,还提供牙刷、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我们通宵聊了巴勒斯坦人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令人感动。我2003年来北大留学后,第一个室友是巴勒斯坦人,令人怀念。

其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中东都是“客人”,都没有,也不可能“侵略”这里。日本固然把对中东的关系维持在“礼貌”的水准上,中国也不像英国、美国和法国一样与这里有密切的联系。无论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谁当总统,中国都会爽快地予以承认。日本随后也会跟进,一般不怕得罪总统的敌人。

美欧则不一样,他们现在只能在亲美的独裁者、反美的民主人士和潜在的极端主义者之间观望和等待,只敢顺水推舟,不敢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主动干预。于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在中东没有包袱的石油进口国,尽管处于关系不好的时期,但对中东却有共同的利益。在这次阿拉伯国家处于危机的期间,日本和中国可以共同观察、思考、行动,形成“东亚观点”甚至“东亚集团”。

东亚观点应该首先分析中东乱局的起源。这方面我听到了两类说法。有一类认为,中东革命完全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自发组织的革命,是中东和全世界民主潮流的一部分,结果肯定是各国分别实现民主。另一类说法认为,中东乱局的背后是由某个秘密组织统一策划的,他们先绕开海湾国家,在较贫穷的国家里起义,最后搞成毛泽东式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统一的石油帝国。

这两类说法都相当有道理,而且做出的预测也很一致:那就是中东的革命和混乱将继续下去,直到一种更好的体制得到推广,大家一起恢复稳定。对于东亚观点来说,有这个结论就足够了,至于未来中东是独立还是统一,这个问题应该考验奥巴马去。

中东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这才是东亚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在中东看到了示威游行,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中东人”在乱局中过得比较悠闲,古老的街道上到处都能看到许多男人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似乎根本不用考虑上班的问题。

我从以色列最大商业城市特拉维夫到靠近黎巴嫩的边境城市纳哈里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回来的时候发现碰上了安息日,火车没有了!以色列还有一些最为保守的人士,他们带着黑色的礼帽,整天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和抗议活动,抗议的居然是以色列国本身,理由是救世主还没有降临,不应该先建立以色列国!这还是当地最现代化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客人是难以体会到他们到底有多保守的。在中东,宗教和传统是第一位的,因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为信徒制定了严格的守则,法律和道德就根植于宗教,所以他们的社会与中日不同,一变革就要大乱。

宗教当然是善意的,但过度的固守传统会造成许多问题。女人按传统不能上班工作,导致了极高的生育率;男人按传统只忠于自己的故乡和家族,造成国家权威不够、封建割据无法解决。根据中学教科书——日本的绝大多数教科书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编写的,“有争议”的那种只占千分之一市场——的说法,这种社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不过,中东绝大多数国家一直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富有的产油国总是能贿赂国民保留封建制度,较穷的国家则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参加了苏联阵营,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早已谈不上了,但“大锅饭”却保留了下来。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用国家财政对粮食进行补贴,没人因饥饿而造反。这次的埃及革命也和粮食补贴未能顺利发下去有关。这是东亚视角的中东社会。

然而,中东的传统毕竟维持不下去了。埃及的人口已经到了八千万,而且年轻人多,将来人口肯定还会增加。现在埃及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粮食进口国了,第一大经济来源旅游业又没有了,将来如何养活这么多国民?是吃宗教,吃传统,还是吃民主?这些都是国民的追求,但并不充足。只有真正发展起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勤奋进取的文化,让社会现代化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健全的稳定。只有这些不产石油的中东国家稳定了,产油国才能安全的存在下去,继续卖石油。因此,日本和中国应该果断地支持和参与中东的社会变革,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在整个中东实现资本主义。

如何才能引导中东实现资本主义?其实这个问题同样与谁上台无关。无论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只要上了台就都得为国家负全部责任,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必然的需要。在埃及,有可能上台的力量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比较亲美的民主派(如果真有这种力量的话),一种是穆巴拉克式的军队领袖,一种是传说中的秘密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亲美的自然要由美国负责保护了,军方和极端组织也都有搞好资本主义的先例。

埃及和叙利亚原来曾是一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两国分裂,埃及融入西方经济圈,依靠运河、旅游、美国援助等渠道得到很多收入,人也越来越懒,叙利亚则走上一条类似于朝鲜、但更为成功的道路。叙利亚实行个人崇拜、完全保留计划经济、搞先军政治、什么都想自己造,和朝鲜非常相似,甚至街上的大型宣传画都是朝鲜人画的。由于自然环境不错,叙利亚成了中东极其少见的粮食出口国,政治也很稳定,完全没有受到中东乱局的影响。在其他模式均已接近失败的阿拉伯世界,阿萨德总统的军政府统治可以算的上是模范了。中国和日本对于这种模式完全可以全力支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埃及等国家走伊朗的路,由现在的秘密组织上台掌权,这是美国最不放心的。但是中国和日本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必要非得那么担心,只需考虑其是否稳定就行。真实的伊朗在这方面倒是值得信赖的:伊朗在1979年革命之后建立的神权体制成功地延续到了今天,成为超乎党派利益和民主与否的最高准则,即使是美国试图支持的“改革派”也只是反对总统而已,并不质疑神权体制本身。

在1981年就担任总统的哈梅内伊,现在仍然担任最高宗教领袖,靠神权体制牢牢地抓住权力。几十年来伊朗经受过了无数考验: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内部改革的压力,最糟糕的时候东西两边都被美军包围,小布什公开说伊朗就是下一个。但伊朗还是挺了过来,并利用了中东的战争和乱局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美国占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虽然伊朗也很腐败,但这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使他国可以与其发展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都是他们的内政,最核心的问题是:伊朗一直在向日本供应石油。所以中国和日本也不用害怕“穆斯林兄弟会”之类的组织上台。

就像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为中东的革命欢呼一样,中国、,当然还有韩国在这件事上也是没有矛盾,只有共同利益的。中东形势的变化,给了处于低谷的东亚关系一个向上跃进的机会,也极其有利于中日抛弃表面上政治制度的区别和外交政策的分歧,寻找真正的共同点和价值观。共同面对中东乱局,或许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真正形成的第一步。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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