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振强 | 评论(0) | 标签:读书看电影

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这样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黄宗英女士以亲历人的身份,在2002年第12期《》上,发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证实了周海婴的说法。

“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周海婴是鲁迅先生的独子,黄宗英是个一向不说假话的作家,两人的文字互相佐证,想必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这段“罗毛对话”属实无疑。

若对照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我们无不有时空穿越之感——“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从毛泽东一方来说,若按照这个“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推论,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罗毛对话”的结论——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在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过是座不算数的纸牌坊,甚至连风雨都不必经历,隔夜便是轰然倒塌、废墟一片的真实。

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是在1940年、鲁迅逝世3年之后。这个时候,鲁迅若还活着,这样的话可能出笼吗?我认为可能。因为说这话,目的是来对付蒋介石、打到蒋介石,故说这话和鲁迅的死活关系不大。“罗毛对话”是在1957年,这个时候的语境,已和1940年时已有天壤之分,乾坤大挪移,沧海变桑田,“民族英雄”坐牢、“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被“识大体”,其实还算是比较人道、比较不残忍的、比较不血腥的。

从鲁迅一方来说,他认知、理解中的毛泽东及其主张,还是1937年他逝世之前的,这个时候最大的专制、独裁、十恶不赦,是蒋介石及其集团。这从《历史的先声》中缉纳的文章,即可清楚地辨明。我相信,《历史的先声》中的文章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任何人对会对其肃然起敬、敬佩有加且充满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甚至到盖棺“民族英雄”的1940年,情形依然如此。中心城市、主流文化是恶魔、是应该被推翻、被打倒的糟粕,陕北、大秧歌才代表了中华民族之未来、中国政治之未来。民主、自由、博爱、富强等等,总之是当时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最理想的模式,都被说到了、许愿到了、赌注到了。

“罗毛对话”至少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既往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肯定是不行的,以前说过的最漂亮的话、最神圣的盖棺定论,现在不作数了,现在是旧貌变新颜、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其二,制止鲁迅写作,必须采用坐牢等强力,坐牢后你仍然坚持细写作,那么悉听尊便;其三,对鲁迅“识大体”基本上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们设若鲁迅能活到1957年,鲁迅会采取什么态度呢?无疑,“识大体”是先要被排除掉的,绍兴人鲁迅是不可能“识大体”。那么,唯有一途,坐牢。其实,依鲁迅的秉性,坐牢的鲁迅也是不可能还继续写作的。我估计,鲁迅这个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天天骂大街、拼死抗争——最后要么是被殴打、拷打、虐待、折磨致死,要么是自己以头撞墙、抗议而死。

周海婴、黄宗英在那个听到“罗毛对话”的时代,还大惊失色、惑然不解。其实,在我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1937年前、1940年之际的鲁迅,是被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象征物;《历史的先声》时代的抗争,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一种许诺、一种赌注,其实是当不得真的。此后的反右、文革等等,才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这中间,是巨大的断裂、是黑白的两端,甚或说,就是在野与乾纲独断、做梦与实有、穷小子与皇上的巨大落差。你想想,这中间,有多么大的巨变、不同,这难道还值得奇怪吗?

鲁迅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秉性,不可能是断裂的,他活到50岁或70岁,主张、气节、文气、叫骂声,都会是一样的。把这样的一种不变,放在历史时段的巨变中,难免会出现“民族英雄”、“方向”与“罗毛对话”的反差,是故,这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幸好,鲁迅生命的钟摆,在历史的巨变中停摆了。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假设以及对假设的顺理成章的推断。

毛泽东在“罗毛对话”中,是自信的、坦率的、诚实的。当时,巨大的力量、全无敌的情势、伟大领袖的神话,使他自然更喜欢使用“阳谋”,而没必要使用“阴谋”——这也有个历史落差,我相信,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甚至在延安的窑洞里,使用“阴谋”的概率,也是要多于使用“阳谋”的。

毛泽东的真实在于,他没有为自己遮掩、涂脂抹粉、著书立说颠倒黑白,甚至他连起码的客套、诡辩、给人给己留面子都不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对于毛泽东而言,才是真实的。也正因此,他没有必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说都不说,随意去做就是了。而其他从政者说这句话,起码是胆寒心虚的,起码是害怕“洪水滔天”卷走自己的尸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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