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钱明奇为讨回公道,不惜采取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极端手段,结果自我毁灭,殃及无辜,实不足取。但问题是,当今神州与钱明奇遭遇相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社会不公,贪腐横行,民间怨气冲天,政府冷漠无情,钱明奇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也不足奇。事实上,悲剧不是无法避免,一名市民上访十年未有结果,当地信访官员做甚么去了?江西抚州的爆炸声震动神州,当局执意‘拆出一个新中国’,却将无数百姓逼上梁山。许多人已忍无可忍,不再指望法律能替他们主持公道,也不再奢望青天老爷能为他们伸冤,他们只相信拳头和凶器,不惜与贪官污吏同归于尽。君不见,上海杨佳杀警,被称为‘刀客’,湖南朱军枪扫法官,被称为‘枪王’;辽宁杨义怒斩拆迁总指挥,被称为‘英雄’。邓小平说过:‘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但实际上,如今官僚衙门对老百姓的利益、怨气置之不理,或哄骗、推诿,或恐吓、打骂,或送精神病院,一旦上访,就围追堵截,打击报复,使民怨愈来愈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没有地方说话时,暴力抗争就是唯一的手段。”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日前发生在江西抚州的政府建筑连环爆炸案,只是中国近年官民冲突激化、社会矛盾尖锐的最新反映。连串的爆炸声应该给当局敲响了警钟,如果仍然沉迷于对高压手法统治的迷信,忽视社会上弥漫的怨气、戾气,未来矛盾的爆发对整个民族的戕害将难以估量。”“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民众即使对当局和官员有天大的不满,也犯不上以命相搏,诉诸于法律是最常见的方法。但问题是,即使社会公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律,也因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而出现缺口。”“当赵连海为受‘毒奶粉’祸害的儿童维权而被判‘寻衅滋事罪’,当川震死难学童家长要追究‘豆腐渣’校舍责任而备受打压,当艾未未失踪数十天无一执法部门通知其家人,当公安、检察和法院合伙造假证据令赵作海坐了11年冤狱,当上海市民孙中界要以断指证明清白并抗议当局的‘’,当农民工张海超要开胸验肺才能打破职业病检验的刁难,人们不难看到,恰恰是当局制造了一宗又一宗的‘极端事件’,这些‘极端事件’冲击了人们的听觉、视觉,乃至冲击心灵和信念,对国本民心的伤害,远大于政府办公楼爆炸的危害。”“内地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正是由于民众表达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目前的现实却是,由于没有正当的表达机制和管道,民间的诉求不时被破坏性地表达出来。一个健康的社会,一要明确人民的权利不可侵犯,二要有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三要有为民发声监督政府的代议制度,四要有自由独立的传播媒介,四者缺一不可,这才是减少或杜绝极端事件的根本办法,也正是人们多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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