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文化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作者:王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8 1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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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否认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对古今文化和中外文化有一种更为理性和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我们今天的文化境遇,思考该如何抉择、如何构建更适宜于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先生对于中国当前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王石文化谈之一:我们的文化境遇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看文化艺术各个重要门类的变迁,看看一些指标性的人物。如:小说、诗歌方面的鲁迅、郁达夫、、徐志摩;音乐方面的李叔同和学堂乐歌,以及肖友梅、星海、聂耳;戏剧方面的欧阳玉倩、田汉、老舍、曹禺;电影进入中国也很早;油画方面的徐悲鸿、刘海粟;舞蹈方面的吴晓邦、戴爱莲,等等。你会发现,纯粹意义上的、完全属于中国原生态、中国固有传统的文艺形态已经很稀少。大部分已经成为遗产,如皮影、秧歌、民歌,和一些戏曲、曲艺。

另一点,在大多数人眼里,上述的文化现象已经是中国自己的东西,甚至是民族性很强的东西,如《茶馆》,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北京味儿的,风格性很强。这就是我所说的趋同、融合。因为现代小说和诗歌、话剧、新音乐、油画、芭蕾、电影,没有一样是中国的。

近30年,所谓全球化时代更其如此。尤其是大众文化方面,从流行音乐、街舞,到网络传播,以及生活方式,趋同的走势更加明显,范围更大,是“地球村”的结果。

王石文化谈之二:当今,两种强势文化

当今时代,呈现强势的、盛行的文化是什么呢?

两种:一种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另一种是高度商业化和迎合市场的文化。前一种是官方的(体现执政党和政府的思想、价值观、政绩),后一种是企业的(国有的和私有的文化经营);前一种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后一种文化的主要目的是盈利;更加简约地说,前一种是官文化,后一种是商文化。综而言之,当今中国最为强势、最为盛行的文化是官、商文化,是有钱有势的文化。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是,均不以发展文化为目标。看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我们千呼万唤的“精品”、“大师”始终没有出现,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厅里,演出重复率最高的作品,是民国时代的《二泉映月》《教我如何不想他》,是抗战时代的《黄河大合唱》,是大跃进时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时代的《我爱你,中国》《草原小姐妹》,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几乎是绝响!

而相形之下,呈现弱势的,则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文化,所谓文化人的文化、艺术家的文化、表达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彰显个性与独创的文化、以优雅为崇尚的文化,以及对人民大众怀抱热爱的文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文化情怀,是两种强势文化所没有的。

王石文化谈之三:我赞成周有光——“双文化”论及其理论新意

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王石文化谈之四:实现文化观念的三个转变

在文化上论英雄,不看数量,主要看质量。简而言之,看有多少大作,看出了几个大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前后虽然也是短短几年,但能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作家就有一大片!而今,改革开放30年,再往前数30年,你能数出几个可以称为大家的人,几件能称为大作的作品?而且,我们说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小发展小繁荣,也不是中发展中繁荣,所以我只能说,没有出现预期的景象,或者势头。去年在宁波镇海开会,我与王蒙同志谈到文学评奖。我说这些年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学样式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手机短信,其精彩程度几乎涵盖了我们的文学理想。

王石文化谈之五:什么是“社会”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分,就是人们常说的官方与非官方,或者是官方与民间。古汉语里没有“社会”一词,但也有这类的区分,如《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说的“庙堂”是指朝庭,当然还包括各级官府,而江湖就是指社会。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城市,最基层的政府单位,或者官方机构是街道办事处,虽然是区政府派出机构,也属于官方。而比它再小,再基层是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就是非官方,应当属于社会范畴,这中间的临界点就是官方与非官方。同样,在农村,最小的、最基层的政府是乡政府和镇政府,这就是最小的国家机构的了,最基层的官方了,最小的官员了。再小,就是村委会了,村主任了,那就不是官了。俗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其实村长确实不是官员。村长、居委会主任都是选出来的,都是社会人士。再比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前者受国家控制,甚至完全是国家行为,恐怕不属于社会领域,再如媒体,在西方国家,属于非政府,属于社会公器,当然归属于社会领域。但在我们国家,主流媒体受政党、政府领导和控制,恐怕不属于社会领域。但情况也有不同,比如博客、还有新浪微博这类。西方人称为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单纯“播出”的功能,以及“以一对多”的方式,而代之以以多对多,它使受众成为参与者。既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内容的提供者和创作者,说这类媒体属于社会领域完全是应当的。因此要做具体分析。学校算不算是社会领域,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各协会,算不算社会领域,我看,其机构不能算是,因为是国家直接控制,包括预算、编制和使命。但其实体以及构成人员,又相当的社会化,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如何判定,可以商榷。

王石文化谈之六:两个重要的范畴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当然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即周秦时代到民国以前的文化。从概念上看,“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含义不同。我没有拘泥拟于字面,没有将重点放在“文化”上,而放在“传统”上,是因为在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中包含的信仰、理念、规则和习惯,作为传统,作为一种贯穿时代的东西,比具体的文化现象本身更显示出一种力量。

传统是什么力量,是动力还是阻力?而现代化应当抛弃传统还是应当继承和发展传统,至今仍是争议不断的话题。

批判传统本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而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在他过世后才真正引人注目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从历史社会学角度提出的“传统”与“现代化”两个范畴,以及他对这一对范畴的典范性的论述,在西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据说,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同样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

王石文化谈之七:中华文化:一个划时代的文化概念

30年间,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巨大。我曾想过,文化上最大的变迁是什么?我的看法也许有人不同意。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在文化领域最大的变迁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文化概念:中华文化。

为什么这样说?

中华文化所指称的精神文明,是一个著称于世的古老文明,并且是原生性文明,已经存在几千年。不少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目前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陆续发现了7000多个!年代距今大约在前6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其中也包括良渚文化。

虽然如此,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说以中华文化四个字指称古老的中华文明却是发生在近30年时间里,我的印象,最初所使用的是其它一些类似的词语,如“华夏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等。而这些词语都不如“中华文化”更为准确。现在看,这个概念不仅被大陆官方所认同,也被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华侨所认同。马英九也曾说:台湾是中华文化土壤。

王石文化谈之八:“和谐”超越了什么?

我赞成“和谐文化”。但我不认为“和谐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

在我看来,从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性上看,说“不和谐”是传统,说“内斗”是传统,也许更符合事实。

这样,我就有了如下的看法:正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和谐”乃稀缺之物,所以历代圣贤才把“和谐”当做旗帜,大声疾呼:“和生万物”,“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王石文化谈之九:节外三想

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王石文化谈之十:让“清明”更清明

利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极其重要。追求和获得利益,是人们的普遍向往。占祥主席说“义利”,说是要“见利思义”。我认为这样的见解真应该编到论语里去。就是说,人在利益面前,尤其在所谓利益最大化面前,必须想到义,就是说,想到“做对的事”。这是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就很容易利令智昏。

政府有届别,官员有届期。不考虑政绩,不但不现实,而且也不应当。

文化投资,当然要考虑产业回报,不考虑回报,也做不下去。

但是,完全从政绩出发,而不考虑是非、真伪、不考虑社会影响、示范性和导向,完全从回报出发,而不考虑文化产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就会出现冯骥才先生痛心疾首、极力反对的文化政绩化和文化产业化。

附作者简介:

王石,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共党员,生于1948年,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执行主席。

1980年起,先后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构成论、艺术概论;主要著述有:《文艺简论》 《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鲁迅与他的小说》; 主要创作有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电视连续剧《渴望》,电影《敦煌夜谭》《雀之灵》 《在那遥远的地方》 《女儿红》;纪录片《董浩云》;1994年起,主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领导工作;先后率团访问美国、法国、瑞典、荷兰、、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及港澳台地区。

自1992年文促会创立始,王石同志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主持日常工作。历年间,由他提议、策划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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