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雄:“新时代”与共同价值观

(2011-06-19)

早报导读

● 陈炜雄

新声代

>在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上,李显龙总理针对施瓦布教授(Klaus Schwab)形容年轻一代持有“急躁的理想主义”(impatient idealism),一方面强调国家领导人必须熟悉新一代的沟通方式,包括使用面簿和推特;另一方面提出,政府必须帮助“想立即得到答案的一代,调适他们的期望、、习惯和想法等,从而适应一个已经有所改变,但尚未转变为能让他们立即得到所要的一切的世界”。

必须承认,新媒体开启了传统媒体与“咖啡店文化”以外的另一个平台,让个体和不同的群体得以抒发他们对社会现象与政治课题的看法。然而,李总理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却实实在在地涉及一个更为根本而长远的问题:网络世界愈加多元(而且不免偏激)的声音,究竟折射出年轻一代什么样的集体性格特征与价值取向?

由此引发另一个问题:当我们逐渐对个体性与多元性有所诉求(乃至于奉为圭臬)的同时,国家又该如何去调适并建构具普适性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容纳不同的“期望、价值观、习惯和想法”?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我国在20年前所制定的五大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记得念小学时,活页本的封面内侧印着中英文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中学时,走廊的墙壁也挂着大大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牌匾。但让我诧异的是,问遍了身边同龄的朋友,曾听闻这五大共同价值观的,屈指可数;能大略说出至少三个价值观的,更寥寥无几。

我不知道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何在。也许是学校在这方面的“宣传力道”不足。也可能是共同价值观具备浓厚的华族儒家色彩,使政府不愿过多提及,以免触及其他族群的神经。但无可否认,整个90年代至本世纪,这些共同价值观,不折不扣地引领着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可以说,共同价值观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国民意识与集体性格之中,达到了《道德经》中所言“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

也正是如此,身为80后,我其实不担心同代人会出现“价值迷失”的问题。不论网络世界的我们显得如何激进,个人主义倾向如何浓厚,我有信心,90年代的学习经历与成长环境,让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底线,以及我们所遵守的价值核心,是有所领悟的。这犹如在散落大小珠子的盘中,我们虽无法预测每颗珠子的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珠子不会“出盘”。

但令我担忧的是,我们之后的那一代,以及他们之后的一代——那些出世不久就处于数码科技世界、被全球化浪潮卷进去的孩子们。比起我们,他们教育中的儒家主义色彩相对少了;他们面对的选择更多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将变得更加迫切。汲汲追求这些的同时,若他们对于我们目前的共同价值观毫无认识或意识,无法理解支撑整个国家机制的根本信仰,那么,他们“出盘”的可能性将会很大。到时的社会将不再渐进,而是激进。世界各地的思潮,对社会凝聚力的冲击,也将变大,而小国能否承受“价值海啸”的席卷,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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