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音乐记忆（之一）

作者：秋蚂蚱 | 评论(0) | 标签:读书看电影

我们这一代如果说起音乐启蒙来，恐怕只要随机抽出十个人，回忆一下就可以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断代史了——把那段日子里的声响冠以“音乐”实在是出于行文的方便——奥斯维辛之后的羞耻。正值文革，除了在当下死灰复燃的红歌就是八个样板戏了。而那些西方乐器如提琴、钢琴等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长年患重感冒的嗓音一样，操着和自己音调完全不搭的“蝌蚪语”不是发疯地似“怒吼黄河”，就是发情般地呢喃“敬爱的毛主席”。扬眉吐气的主要还是笛子、二胡等民族乐器。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和苏联好的就差上床嗨咻了，所以老毛子的手风琴一直在中国很普及，只是中国人肩上背的那玩意比电影上看到的苏联手风琴大不止一号呢，那个巨大的拉长缩短演奏起来如同列车走弯道的东西背在江南男人身上简直就是一种惩罚。但就是这个东西才能拉出西伯利亚的三套车味道来，好像那风箱里灌进的就是俄罗斯凛冽的风似的。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之所以叫它“东西”，是因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凭它的身段是否有资格进入“乐器”之中——就是口琴。我觉得我还有胆量写有关音乐这个我完全外行的话题，其实有口琴给我的勇气——这可是我这个连简谱都不懂的人唯一会的乐器。我尤其拿手的口琴曲是《游击队之歌》。不管怎么说，俺也好歹“音乐”过，还是资深的。

音乐进入我最初的记忆应该是一个男高音。我外婆家的一个邻居，几乎天天晚上只唱一首歌《乌苏里船歌》。我四五岁是正值文革开始，在我被寄放在南京那个叫钓鱼台的地方的记忆中，“阿拉赫里拉，阿拉赫赫里拉赫赫里拉••••••”一路“阿拉”下去，仿佛没有尽头。我并不了解这是一首什么歌，却奇怪地记得他发的每一个音，和那段日子里的“每一寸胶片”。

那时的秦淮河水可以浣洗、游泳，但讨厌的是也有些女人在下水处刷马桶，其实这是自我欺骗，这么长的河，上游的女人也是这样干的。现在想想挺恶心，但那时好像没有这么多讲究，人穷。马桶里放进一些蛤蜊壳，竹子扎成捆，下端被蔑刀分开成刷。女人使劲搅动贝壳，热闹的脆生生的金属般的声音通过具有音箱效果的木质的腰鼓形的马桶上端发出来，踏着河水一路下去。间或还可听见遥远的上游也传下来的同样的声音。在清晨，在霭晚，这样的混音效果构成了一首奇妙的音乐。若干年后，当我听《多瑙河之波》时，我的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景象——真对不起罗马尼亚的作曲家扬•伊万诺维奇同志。

钓鱼台中段插出一条长条石铺就的下坡路，直抵河边。青石条又大又宽，使得石阶看起来气势非凡，原来这是一个废弃的渡口。据说明朝时这是一个重要的丝绸转运站。似乎为了证明历史上的繁华，在通往河边的半道还有一个马棚，里面有几匹骡马，被拴在明朝的石槽旁。骡马通常安静，它们除了发出嚼甘草和几把黄豆的声音，很少有其他动静。倒是街口张家养着几头驴不安分——用南京话讲就是“小炮子子”，有事无事都会“啊欧啊欧”个不停。尤其是经常把它那活儿扯出来时，比我大的调皮孩子就会用包石子的弹弓去射它。一旦击中，那驴活儿就快收回裆中央，两后蹄乱蹦瞎踢，扯着嗓子乱嚎。在掌柜的追骂声中大孩子一哄而散。像我这般拖着鼻涕傻笑的小不点照例会成为赶驴老头的出气包。

为什么非要写这段看似和主题“音乐”不相干的文字？事实上，在我的音乐启蒙中，《乌苏里船歌》的那段“阿拉赫里拉”总是和畜生的嘶叫声、女人们边刷马桶边扯着嗓子的嚼舌以及驴主人老张头气急败坏的骂声等无法分开，它们就是这段音乐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空气中弥漫的臭：在古渡口马桶里散发的淡淡的臭，马棚里的草料被排泄的植物臭，木头电线杆旁驴子身上散发的被骄阳烘烤的臭，和着稀饭张家腌渍的雪里蕻臭（很多人特地腌成这种口味）王家盘子里臭豆腐乳的臭还有李老头用三角网从河里扳起的晒干的猫鱼臭••••••

是的，那个唱歌的男高音什么模样我全然记不得，但他的歌喉却连接着如此多的记忆深深地滋养着我，尤其滋养着我心中自己都难以发现的荒原。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那段“阿拉赫里拉”，我可能对南京古城的认识和我儿子也不会有多大差别。城南老房子只是一粒粒待创作的凝固的音符，如果没有人的日常生活在其中的“谱曲”、“弹奏”，那还是一个五线谱上排列的“蝌蚪”罢了。音乐以她认为我能理解的方式教会我：每个人心中的音乐需要那个人的视觉和嗅觉去共同搭建、驻守心中，光是听觉的音乐只是流行曲罢了。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高楼万丈平地起》等陕北民歌是我生平首次会全版本唱出的歌。我也记不清那时我多大了。那是在南京鼓楼医院。阑尾炎穿孔开刀。躺在病床上一边咬紧牙关让医生撕裂那个特地留下的小刀口，换那个插在里面的被脏污堵死的插管，一边用没有喉结的尖细嗓子哼和着病房里高挂的喇叭里的《高楼万丈平地起》，然后等着医生病友母亲夸我勇敢。这回的音乐教育伴随着一个过早落在我心中的字“死”。实际上，关于死，我在我的《1959 我的西藏——为我的父母而作》有过交待，它已经光临过我了，可这次它是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跟我“交流”。据医生说，如果我再迟一个小时，穿孔的脏污将会结束我的小命。由此，音乐以达观的陕北民歌曲调和生命、勇气与我十指相扣——这当然是后来理性归纳——在当时，对那种高亢辽远的曲调的理解几乎是直觉的。时至今日，我对陕北民歌都心存感激之情。

还有一个住院细节虽然跟音乐没有关系，但它还是强行揳入音乐的一个楔子。我睡的病床是钢丝的，居然可以半边翘起。这在现在有人大惊小怪就是一个笑话，可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大杂院的孩子来说这岂止是一张床这么简单——我出院后将这个冲压出凹字USA的床说给小伙伴听，他们都有要住院开刀的渴求。好多年后才知道，那家医院的前身是一家叫“基督医院”的教会医院，由一个来自北美取中文名“马林”的医师威廉姆•爱德华•麦克林创建。这个人还同时在南京办了一所现在仍是排名靠前的中学。我至今仍好奇在那个视美帝国主义为世仇的时代，USA是如何被保留下来而且还继续发挥余热的。

文革最癫狂时，停课成了家常便饭。外面有“五湖四海”（传说中见人就杀的恶魔，这是大人吓唬孩子的说辞，也是事实，只是恶魔正是一群平日最普通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五湖四海”），派系武斗得厉害。自然出不去，每家的四方盒子，里面一个扬声器，一个拉线开关。里面的八个样板戏就成了我们唯一的乐子。耳朵在那个年代闲着也是闲着，那个东西基本就是从早到晚捣鼓八个戏，无数个段子。间或来一些打了鸡血的红歌，想不会唱都难。音乐以水滴穿石经年累月在人们脑海里灌输着《海港》里的投毒，《沙家浜》里的奸诈，《红灯记》里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等。形而上的残忍以潜伏的方式渗入日常，再被挂破鞋戴高帽示众、自高楼纵身扑尸街头等形而下的实在反复落实在心中。人的兽性就是这么练成的。所以，当我被人指责文字充满戾气时，我不得不承认——再怎么吾日三省乎吾身，却始终还是一头被狼奶喂大的孩子。

还真有一个强制的音乐我非但没有讨厌过，甚至现在写起来还有丝丝甜蜜。

八十年代我在康定住过一阵。一段惬意的日子。尤其喜欢中分小镇的湍急的折多河，翡翠色的水，和田玉般的激流，不知疲倦的哗哗倾诉声。当然，使我羁旅此地的主要是因为一个姑娘，所以我说是惬意的日子，比现在惬意。

每天早上七点，整个县城的大喇叭们都在唱着一首歌《康定情歌》，每天曲目不变。倚着跑马山的小镇喇叭们的不同步使歌声听起来像是不断重复的和声，在折多河的拍子声里，把这首当地引以为傲的歌曲演绎的如此有趣，真像情人们之间零智商的昏话，絮絮叨叨，竟不让人生厌。我忘不了那个小镇，弥散着煨桑烟松柏香的空气、低的一跃跳起便可扯几尺裁衣的淡云、密匝匝细雨洗濯的绿的滴绿的山、春潮涌动激越的河、那首溜溜的歌、那绺美丽的马尾辫•••••••

我一直再没有去过康定，很想，可总是犹豫。那首“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是情歌，可“溜溜”二字在我的字典里分明是一个年轻的胴体，一个散发着年轻气味的溜溜的胴体。那时在康定的我也正当年华。而今的我早已配不上我的记忆，更配不上记忆深处的康定。

而且，我担心小镇的康定如今阔得会令我心碎——我见过太多镶着金牙的城市了——我可不想把原本就是用502胶水粘起来的心再碎在康定。

写到这里，上网休息一下，看到推特上一条转发多次的推文：如果你知道卡带和铅笔的关系，那就证明你真的很老了。

我不但知道它们的关系，我还是那个让它们发生关系的人之一。盒子式的磁带录放机总是会卡带，小心抽出来褐色的细带子再把它放回位置，六角形的铅笔就是最顺手的工具。从盒式便携式到大如挂式空调的八喇叭；从单声道双声道到四声道，一直没有变的是唱歌的人：张帝、刘文正，还有就是永远的邓丽君。我们这一代少有的幸运就是：在最需要有音乐的时候我们“非法”拥有了邓丽君的歌喉。在这个国家，我们美好的回忆大多拜赐于其“非法性”。

无论岁月走多远，或是再也走不动了，邓丽君都驻留在我们心中。音乐的力量，有时取决于谁给予我们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

爱是什么，邓丽君在我们亟待学习时，“偷偷地”一个字节一个音阶地教我们攀上这座山峰。我迄今仍对爱充满期待，皆源于她温润的歌喉始终伴着的盲动的青春。她以她人格的力量，她的正直，善解人意按住了我盲动的进一步，我至今依然恪守着某种底线和对爱的不放弃，真该感谢天堂里的邓丽君！谢谢，我的女王！

201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