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中国要做怎样的文明大国？

中国要做怎样的文明大国？

（2011-06-26）

● 黄浩威

新声代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中国。作为暂时告别中国友人的书写，我当然可以多强调自己在北京和上海的愉快经验，也确实为京沪的发展感到惊喜。这两座引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移民城市，往往被视为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性的堡垒。尤其是在成功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后，北京和上海似乎更名正言顺地编入世界大都会的名列中了。

北京的高楼大厦多了，街道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多了，公共厕所也干净多了。上海地铁的便捷舒适，令人惊叹。

在北京乘搭公交时，几乎每次都会观察到有人主动让座给老幼病残，而你推我挤的现象减少了，吐痰的人也少了。不论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中外艺文活动的视频广告，据说不少演出场场爆满。

上海出租车师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知道我要去换乘地铁，没有图挣那多一点车费，把我送到更近而方便的地方下车。另一次是坐上一辆播放爵士乐的出租车，本身是乐手的司机一听到我喜欢爵士，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他欣赏和演奏爵士的心得，直到抵达目的地时还意犹未尽。

多年后回到京沪，我确实充分感受到两城市民在生活态度上已更加从容。而人一旦从容，就有了尊严。

种种美好的经验，有时会让我产生疑惑：这真的是我过去认识与生活过的中国吗？中国已经一跃成为文明大国吗？然而，不论作为关心中国发展的研究者或前留学生，我知道这次京沪的体验，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一个仍面对城乡矛盾剧烈和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

看着象征经济强国的高楼大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存状态并存的时空错位感却不断冲击着我的视线和思绪。在我赞叹上海出租车师傅的文化涵养时，仍要被他们频频不断的喇叭声和危险驾驶弄得烦躁不安。当我被北京地铁车上五光十色的商业和文艺广告疲劳轰炸时，不时会观察到乘客对那些来自农村的“不速之客”所投以的鄙夷眼光。

一次，一个穿着时髦的青年一看见有三个农民大包小包地走进车厢，翻了白眼后，疾步向另一个车厢走去。另一次，和一群人在公交车站等车，当中有两个蓬头垢面的男子将嗑过的瓜子壳扔了满地。值班的女清洁工不正眼瞧他们，一面清理瓜子壳，一面念念有词地批评他们“没素质”。又有一次，我在北京市郊区街上，看到一个满身痞气的城管正叱喝一个看似来自乡下的男子。还有一次，好友在居住的小区里洗车。洗车工人竟是四五个看似十五六岁不到的小孩，在他们低垂的黝黑脸蛋上，我看到了稚气、麻木、早熟和恨意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