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当年为何要在酷刑就义上大做文章

当年为何要在酷刑就义上大做文章

作者：李逊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3 9:17:51

阅读量：3次

从我有记忆起，就知道了国民党个个都是魔鬼，凶神凶煞，多少受难烈士牺牲前几乎都受尽了他们的酷刑折磨，这样残酷的阶级仇恨的教育至今又从唱红歌开始要死灰复燃了；然而又有人却把历史档案打开，原来我们的烈士并不都是个个如此壮烈牺牲的。

就从蔡和森的“惨烈就义”到方志敏“遭受酷刑”的档案解密去分析，让我们认识了当年如此造假的意图是很清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深阶级的仇恨，从而更加激发起人们对国民党深痛恶绝，有了憎恨、愤怒，从而会勇敢地和凶恶的敌人进行搏杀，这就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有了这个前提，那么什么假话、假事都可以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去塑造。

终于造假渐渐习惯了，于是什么假的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所谓历史的黑白就有可能被政治需要而颠倒，是非也就完全有混淆的可能，这样的世界还会有什么清明呢？谁也保证不了自己的生命，因政治需要，而会不明不白地被黑了，这样的“黑社会”难道是咱们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我无意去为当年国民党的酷刑去辩护什么，因为后来共产党也用同样方式来进行报复过，同样为了政治需要也赦免了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并不赦免所有的国民党军人，这能说明是出于仁慈和宽容吗？毕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枪毙了大量国民党人和阶级敌人，而所动用的刑罚也不会文明到那里。

就从文革中对那些不同思想者所施的酷刑与当年国民党使用的有何什么不同？怕有过之无不及吧。然而这些都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所干的罪恶勾当。

三十年过去了，从今天的审讯室里仍然传来了新的酷刑下的那些呻吟声，这一切无法让我这颗天真幼慈的心，不得不对今天的政治需耍同样产生莫名的恐惧感。恐怖主义其实真的离我们是那么地接近，稍不小心，恐怖就会降临到你我的头上。

无疑，天下主义与善良、人道、人性、仁慈统统无关，人为了私欲，可以不如禽兽和魔鬼，这是当我了解今天我们人世间还有如此种种黑暗之后，我再也不敢去信仰什么主义了，我要学马克思那样，去怀疑一切了。

荐文

蔡和森“惨烈就义”方志敏“遭受酷刑”？

作者：散木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最近看到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先生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蔡和森：湘才子惨烈就义》的文章，文中提及“1931年6月间，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他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

关于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是如何牺牲的，迄今说法不一，而且大多是取自传闻，有人曾在中央档案馆查寻过，但遍寻无踪，而采访众多当事人或烈士亲属也无定论，于是，它竟成为一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悬而未解的历史之谜”（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辑）。那么，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述的“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这一情节是如何得来的呢？如果说是有所根据的话，即烈士“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则可惜作者没有提供相应的细节。不过，关于蔡和森的“惨烈就义”，一直就有似乎是定论的许多版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所述，即敌人对烈士的种种酷刑，所谓“钉”、“剐”、“戳”等等，可谓残酷之至。无疑，在读了以上的介绍之后，人们无疑会对国民党的残暴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对壮烈牺牲的蔡和森烈士充满了钦佩之情，在这里，无论是传记撰写者的效果预期，或者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融合在一起。也是因此，蔡和森烈士牺牲的过程，其就义之从容、牺牲之壮烈，对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震撼，以此对应的则是国民党刽子手的极度残酷和血腥，应该说这也是过去许多相似的烈士题材的一种相似的描写模式。当然，历史上确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不过，如果考虑到历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将研究对象还原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去考察，也就是说要具体分析；而所谓具体，即马克思所曾说过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换言之，革命烈士的殉难固然是慷慨悲壮的，不过诉之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李大钊和蔡和森、方志敏和瞿秋白等等，都有不同的牺牲场景，这里应该有真实的“多样性”，如此历史才能丰富多彩，而且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诚然，局限于历史研究中历史文献等的翔实性考察，研究者往往要么会以其主观性来妨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即把客观历史事实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描写，要么是简单地或下意识地不作复杂和详尽的考察而轻易断言，也就是不对具体史实进行考察和研究，当然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治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这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在现有介绍和描写蔡和森烈士牺牲过程的许多书籍中，一些细节就是不同的。比如，有的说蔡和森自“八七会议”后奉命赴中共北方局指导工作，1931年又赴香港领导和恢复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在这一时期，蔡和森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追捕的重点对象之一，终于1931年6月“中统”特务发现了蔡和森的踪迹，陈立夫马上指使几名“中统”特务携叛徒顾顺章追到香港，勾结港英当局，秘密逮捕了蔡和森，并将他押回广州。在关押期间，“中统”特务对他施尽各种酷刑，蔡和森则拒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撬开蔡和森的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们把他强行拉到狱中的墙边，然后将几颗长铁钉摆在他的面前，对他进行恐吓。蔡和森宁死不屈，于是，没有人性的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竟将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壁上，再用刺刀将他活活戳死！（《政治杀手陈立夫》，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有关传记中最多的一种说法，作为烈士亲属的刘昂在《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即说烈士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而“敌人的残暴能够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使和森同志更加坚定为推翻反动统治而献身的决心”，最终“敌人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令人发指的、灭绝人性的手段。他们将和森同志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还有一种说法：1931年，蔡和森在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期间，不幸在香港被捕，同年在广州监狱里受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最后他被敌人用铁钉将四肢钉在壁上，挖去双眼，割去耳鼻，胸部被刺刀戳得稀烂，再用刑刀刺死”。显然，由此说蔡和森烈士是“惨烈就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以上说法的“母本”呢？或者如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说烈士“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那么又是谁“打探出来的”呢？

就笔者的考察，以上种种描写，几乎都取自1936年（或1935年）莫斯科共产国际一本刊物上署名为“李明”的文章《纪念蔡和森同志》，作者“李明”就是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李立三。后来《回忆蔡和森》一书也收有李立三的这篇文章，文中提及蔡和森“在1931年夏季，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广东工作，未及两月为英帝国主义所探悉而被拘捕，从此消息杳然，或谓为陈济棠刽子手所枪毙，或谓为英帝国主义所暗害”。文中还称“敌人将其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烂”。由于这是出自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文字，加之又是在烈士牺牲后短短数年内的文字，因而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后它就当然地成为各种介绍和宣传蔡和森烈士牺牲过程的一个“母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

不过一般来说，如果要对历史案件予以审读的话，所凭借的材料一是要从历史档案中发掘，再就是依据当事人的回忆或口述。关于蔡和森烈士的牺牲，其早年友人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说：“和森被害我不知详情。有云一九三一年由香港押回广州，一枪毕（毙）命。此乃萧子升告我的。又有云为乱刀砍死。”这一说是“一枪毙命”，消息来源是蔡和森的旧友萧子升（即萧瑜，湖南湘乡人，萧三的哥哥，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湖南一师”时的好友，而毛、蔡、萧，当年有所谓“湘江三友”之称，萧、蔡后赴法勤工俭学，萧晚年著有《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另一说“为乱刀砍死”，是沈宜甲晚年回忆从各种纪念文字中获知的。按说当年蔡和森的被捕和牺牲，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国民党当局从香港引渡蔡和森，以及在广州审问和处决蔡和森，都不可能对外声张，甚至进而去刻意宣传，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迄今也未见有烈士牺牲时的见证人的回忆，于是，“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牺牲的”这一问题就缺少了最接近历史现场的记录。显然，能够说明问题的，只有历史档案。后来终于有党史工作者发现了有关的敌档资料，即国民党广东当局1931年8月关于蔡和森案的“原呈”密报以及化名“胡世辉”的蔡和森的“供词”，这也就成了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了（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

在广东国民党当局1931年8月中旬签发的“原呈”密报中，有如下记述：“本年六月十日，梁(指特别侦缉队的梁子光——引者注)由该员等合同港警探，在港洛克道四百六十四号三楼，破获赤匪海委机关一起，拿获赤匪要犯赵普生、方世林、李庆全、林剑彩、胡世辉(即蔡和森——引者注)、李丙等六名，并搜获赤匪文件刊物，均留押在港政府。再经赴港交涉，旋由港政府通知，定于六月十二(日)晚，将赤匪首要胡世辉一名秘密递解出境，复经预派队员霍保、邓冠等，由港跟踪去东安港轮将其拘获。解办前来。当经(审)讯，据该犯胡世辉即蔡和生供称：年三十七岁，江西萍乡县人，直认前在萍乡县立中学校毕业，曾充小学校教员，又曾在北京大学肄业。民国十五年往南洋吉隆坡埠，曾在兢业两(高)等小学(任)教员。于民国十五年七月，由罗俊介绍我加入马来共产党。(民国)十六年八月，曾负责兢业学校支部书记。(民国)十八年春季，又改负责共党南洋临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直至今年(即1931年——引者注)四月，因共党广东省委各机关以及负责人多被破获，当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信寄去马来共产党中央，声明此事，请派三数干部同志来港。听候广东省委分配工作。今年五月，由马来共党中央派我来港，并嘱我如到港时，通讯往湾仔洛克道四六四号三楼王世荣收，广东省委便有人找接头。我到港时依(嘱)迅(速)通讯，果有省委组织部长万俊找我接头谈话，并派我为负责省委宣传部干事。现又正由共党中央派我为负责广东省委委员。本指定李一秋为省委书记，因李一秋在沪未到，又由共党中央指定我为负责代理省委书记(即主席)。”在该“原呈”密报中，还有“并供开有在港澳各县之赤匪姓名、住址，以及赤匪活动等情形”，但“业经密饬职队派驻港澳密探等设法查拿，尚未查获”等记述。显然，这里所说的“尚未查获”的原因，是由于蔡和森所供出的人名、地名等都是不真实的。

这一份“原呈”的密报，最后特别强调道：“除将该匪胡世辉即蔡和生一名，当经于(1931年)八月四日执行枪决。并饬严缉供开赤匪归案究办，另据情分呈。”有论者谓：从上述摘引的“原呈”密报以及“胡世辉即蔡和生供(词)”等敌档资料中，可以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蔡和森是1931年6月10日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当局逮捕的。第二，同年6月12日晚，他由香港被秘密引渡到广州。第三，关于蔡和森最后被杀害的情况，并非像李立三文章中所说“敌人将其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烂”，而是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被“执行枪决”的（也就是说，徐焰先生文中所说烈士“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其实是可知的）。第四，从“胡世辉即蔡和生供(词)”这份敌档资料看，它不是蔡和森的亲笔供述，而是审讯笔录，“可以看得出，当时蔡和森并没有主动向敌人供出什么真实情况”（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

这也不是孤证，2008年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永春编撰的《蔡和森年谱》，笔者因研习“年谱学”，曾拜读过此书，并且认为它确系“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认真的调查访问和反复的考证研究，并汲取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蔡和森的生平、经历、思想和实践活动”，如烈士牺牲的具体经过，书中就径取了档案的证据。

关于蔡和森烈士的牺牲过程，如果有新的历史资料出现，当然还可以讨论。此外，以前传说中的“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了纠正。据一位烈士家乡（江西省弋阳县）的党史工作人员考察（陈家鹦《关于方志敏生平介绍几个讹误的辨析澄清》，《文汇报》2010年2月28日），此系后人的误传，依据是：“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有受刑的情况。不少采访者就‘方志敏在狱中是否遭受敌人用刑’这一问题主动问及凌、高、胡等知情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没看见也没听说过。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红军将士幸存者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的情况。”那么，“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的“母本”何在呢？作者认为是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一篇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以及另一篇署名“哈马丹”的《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据考，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远在异国他乡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他们通过多次辗转才获得方志敏被俘入狱的消息，以及方在敌人面前经受了威胁利诱的考验而决不屈服，最终遇害。至于烈士在狱中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他们仅凭烈士曾受到‘威胁逼迫’而揣度，烈士‘在狱中遭受酷刑’，可文中都没具体说明方烈士是在何种情况下受刑以及受敌人的何种刑法（诸如拷打、烙烫、绑吊、坐老虎凳等）”。因此，作者认为“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而且“方志敏的亲密战友邵式平1937年1月在延安为方志敏被俘二周年纪念而撰写的文章，只字未提烈士在狱中受刑之事。方志敏的堂弟并一直追随方志敏投身革命的方志纯，生前写过许多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都未称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

蔡和森、方志敏两位烈士的牺牲情状，原来都是由远方莫斯科个别中共领导人的主观臆想而来，——当然，这应该是由“政治正确性”而来的了。记得曾观看过冯小刚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其中有一个情节：某人为了过过“烈士”的瘾，花钱雇人将自己“严刑拷打”，为了一句“打死也不说”的暗号，吃尽苦头，最后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当不了烈士，并由此发自内心和中肯地称赞和敬仰历史上的烈士们。确实，烈士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敬仰的，他们忍受了肉体的极度痛苦，却让信仰和精神得以升华，每一个后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不过，虽然都是壮烈牺牲，饮弹和被乱刀砍死等等，换言之所谓“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其实却有不同之处。笔者虽然至今还不解当年在莫斯科的李立三等人通过什么渠道获知蔡和森、方志敏牺牲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是否在传输时已有变形，以及是否出于某种需要，这种文字叙述实际上都暗含了某种“革命逻辑”和“革命语言”。它在声讨敌人、褒扬烈士之余，也有一些带有残酷性质的“意图伦理”的成分，只是这便说来话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