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分权达到制约的目的，另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的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中国的专制社会虽然权力集皇帝于一身，但事实上的分立与制约还是有的，只是皇帝本人能够逃避权力的约束。就君与民的关系而言，一句君为舟，民为水，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也让皇帝老实了不少，至少也得摆出爱民如子的花拳绣腿。现实主义政治大师对君主也是谆谆教导：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同时还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总之，无论什么样的君主，社会上的道德约束、潜在的革命或暴力制约是少不了的。有意思的是，专制君主都恐惧革命，可又都是革命的制造者，都想死后洪水滔天，却没料到活着时洪水就不请自来。 所以，这两种权力制约如果没有民主，制约权力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对绝对滥用权力的回答只有周期性的起义和革命。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就很能说明问题，黄炎培说：“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惜的是，毛泽东的民主在实践中表现的却是轰轰烈烈的不受约束的、没有法治规范的“大民主”，导致了民主大灾难。另外，从语义学上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让”字当头的民主，本来就具有潜在的精英傲慢、恩赐的成分，民主一“让”就过头。 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属性。人们经常对民主有一个片面的认识，即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民主的另一方面就是约束专断的权力，这一面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民主的权力如果没有约束也会变成专断的权力，所以就是民主自身也要受到约束。邓小平说毛泽东破坏法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民主能够有效地约束权力，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能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行，能让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如果不从约束权力的角度去主张民主、进行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就会重蹈“大民主”的覆辙。背离了公民的意愿、背离了宪法和法律去行使权力之人，无异于国之贼、江洋大盗。 马克思经典作家从来都主张民主与自由并举，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主张“争得民主”，另一方面又强调“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民主如果离开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偏离了民主既定的轨道，搞不好会走向民主的反面。民主的主要职责并不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在于保护或保障自由，经济发展只是民主的副产品或意外收获。离开了自由的民主，是片面或虚假的民主，离开了自由去建设民主，搞的一定是民主的豆腐渣工程。自由就是外在专断强制的不存在，具有限制权力的内在需要。有自由才能形成公民社会，既能使公民社会与权力良性互动，又能限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保护自由就是限制权力。 （此稿首发于《人民代表报》201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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