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4日，伟大的日子。祝愿中国青年以及青年教育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们节日快乐，但愿你们的过去是辉煌的，今天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
在上一篇“我的北大体验”中，我提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后来，我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大人的抗议信。预料之内，情理之中，说明他们是认同我观点的。若他们真正反对我观点，就不可能那样赤裸裸给我发出抗议信，恰恰表明了他们缺乏自信心。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说明一下那样写北大的背景。
我深知，那样写至少会间接得罪北大，这样以后许多事情恐怕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不例外。得罪似乎是最不应该犯的，低级的错误。但既然我要对北大说点什么，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它就不是理性的声音与行为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明规则或潜规则。不过，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宁愿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越走越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围绕什么是精英，我提供了两个指标：一个是“潜能”；另一个是“公共意识”。
北大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我上学期间，时时刻刻发现，我周围的所有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远远超过我这个小人物。
问题是，他们能称为精英吗？
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很不幸，在我眼里，北大大多数学子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借助5月4日的历史时刻，继续写下去。
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人的“潜能”不成问题。当今，北大清华无疑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有人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北大不该变成哈佛的预科，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人中精华，中国青年不要盲目自卑。
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和读硕士的两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大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
令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很有市场。但他们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我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
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
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对我说，他们上学的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
我深知，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迄今为止，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缺乏思想，缺乏理念，只关心个人利益、个人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被技术化了的方面。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这是真相。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北大“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今天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学生“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却很难。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呢。
北大精神，已经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我深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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