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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相关报道：大学生救人溺亡隐情调查：“挟尸要价”另有其人“见死不救”渔民被冤
不管是树英雄还是掏粪，陈选德、陈恒云以及后来新增的冤大头王守海，他们所遭受的委屈，都是可以忽略的了。因为，他们不在上述两种新闻价值的关切之内。而我想做的，是——
一
10月30日中午过江之前，我对是否找到“见死不救”的陈选德、陈恒云以及“挟尸要价”的王守海并不抱希望。当时只知道他们就住在长江对岸，但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
从荆州的轮渡码头乘客船渡江（平时，江对面的渔民大致就是走这条航线来荆州卖鱼的），下船的时候，随便逮着一个老人居然就问到了二陈的名字。悲剧发生已经 一周了，在民风淳朴的江边，四处流传着二陈见死不救的说法。民间有自己的“人肉搜索”呢。于是很顺利的就找到了陈选德家。
陈选德的长相以及言谈举止总让我想起古诗中的“白发渔樵”。我不相信“惯看秋月春风”的他们会“惯看”几个少年的生死。
后来的采访我已经在我的报道中交代了。二陈宣称他们参与了救援；而长江大学校方以及当天参与了救援、后来名胜一时的冬泳队员也证实，二陈参与了对于落水大学生的救援。
这里需要再次交代一下“见死不救”传言产生的过程：10月24日下午，几个女生的确曾跪在渔船面前，求老渔民下水救自己同学。老渔民也的确拒绝了。——但 这个细节发生在大学生溺水十几分钟后。当时水面上挣扎的落水者，都已经被救起。事实上大学生们当时也跪求过冬泳队员。后者也拒绝了。
新京报在2006年做过一篇关于捞尸的报道。当时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专家说，人在淡水中溺水三到五分钟、海水中溺水六分钟左右肺泡就已破裂（不含在水中挣扎 的屏气时间），超出这个抢救时间生命将无法挽回地逝去。——这和渔民们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一致：我只能救水面上的活人，没法捞水下的死人。
但渔民们有船、却拒绝去救人的说法，在是日下午3点便开始在宝塔湾流传。闻讯赶来的一名长江大学老师曾质问过陈选德。你为什么不救人。陈说我救了啊。这名20多岁的老师冲着70岁的陈选德喊，你救你妈的X。
更多的人对于陈选德和陈恒云的愤怒，是因为把他们俩的渔船，同随后赶到索要天价捞尸体的另外两艘渔船搞混了。这个误会导致了另外一种传言：二陈不救人，是因为他们要等着大学生淹死后，捞尸体赚钱。
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在一些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想象中国人”心理的推动下，越来越逼真，并且传到了一些声名赫赫的媒体上。但真相以及细节反而被忽视了。
我曾和最初报道二陈见死不救的记者沟通过。在他的报道刊发4天之后，他仍然不知道当天到底有几条渔船在场。当然，他也不知道老渔民们拒绝的不是救人，而是捞尸。但他反问我：“这重要吗？”
二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的，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一些有大局观的媒体看来，重要的是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这是“主流”，所以重要的是唱响英雄赞歌，树英雄、学英雄；而在另一些有社会担当的媒体看来，重要的是事件中隐藏的那些“粪”，要把“粪”淘出来。
不管是树英雄还是掏粪，陈选德、陈恒云以及后来新增的冤大头王守海，他们所遭受的委屈，都是可以忽略的了。因为，他们不在上述两种新闻价值的关切之内。
后来，绝大部分媒体，都把视线放在了对打捞公司“天价打捞费”的追究上。而我想做的，只是尽可能还三个老人一个清白。
这么庞大的新闻事件，三个小人物的命运，也许不具备所谓的“新闻价值”。是的，一篇“树英雄”或者“掏粪”的报道，对一家媒体、或者对记者的整个职业生 涯，都无关轻重，但对三个小人物而言，他们的生活却是他们的全部。在见死不救的传言中，陈选德和他老伴曾遭受殴打。他们已经不敢再去卖鱼了。
我和我所供职的媒体，为我的报道支付了代价。天涯上有一篇热帖，质疑我和我的报道“吃了口香糖”，放着更重要的事情不报道，却纠结于三个小人物。
三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解释。我也并不是指责哪些致力于“树英雄”和“掏粪”的同行。记者就是新闻价值的囚徒。我们的一次次取舍，首先不是基于自己的良知和同情心，而是基于“新闻价值”的死线。
这个反思最近在圈内开始兴起。由头是因为成都唐福珍之死。唐此前曾联系过多家媒体，但均因为“没有新闻价值”而被冷待了。
我也曾拒绝过另一个唐福珍。2008年冬天的事了。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湖南妇女，到北京来找我。跟我反映她家拆迁的事情。
那时我还在阜成门租房子。楼下有家茶馆，常在这里约谈一些找我诉苦的人。他们的故事，绝大部分我都报道不了，新闻是有规律的。所以，其实就是诉诉苦。
我还是选了茶馆见她。茶馆门面很小。她花了很久才找到。从一开始我就判定根本没法报道。就是钱赔少了。一家人原来400多平米的房子被拆了以后，补偿款只够买100多平米的商品房。一家8口人呢。
她声音越来越激动。旁边打扑克的人很不耐烦。后来我说，我真的没法帮你。
我的意思是说，在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几乎没有任何过渡，直接就说：我没法帮你。
我这样回答她的时候，她仍然陪着笑。——在给我讲她的故事的一个多小时里，她一直陪着笑。即使讲到家人住在窝棚里的艰辛时，也会飞快的掩过眼角的潮湿，继续陪笑给我讲。
那个下午，我亲眼看到，当我说“我没法帮你”的时候，她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在瞬间变暗了。这里我不是用修辞，我是说，是纯光学意义上，她的笑容以及她脸上的肌肤在那一刹那变暗了。就像一个昏暗的屋子里一盏昏暗的灯突然熄灭了，那白色墙壁上的明暗变化。
她说那我走了。我送她到公交车车站。然后就叼着烟回家了。一路上我细细琢磨着那一瞬间她脸色的变化。我猜这就是神迹（于我而言）。我从没有见到过一个人的脸色居然可以如此变化。我猜想当时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她内心发生了。
回家后我跟K讲了这个神迹。我说，我第一次看到“希望”这个抽象的名词，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在我面前消解。K安慰我说，这的确报道不了。不怪你啊。
我说算球。
见多了生死，见多了泪水。我估计自己念叨“算球”的次数，也许不比一个基督徒念叨“阿门”的次数少。“算球”，就是我们的咒语。就是我们的祈祷。一句算球就可以漂白自己。就可以让自己超脱，让自己置身河的对岸，作壁上观。
——请原谅我扯远了一些。我想说的是，我为自己在荆州的报道，聚焦了几个“新闻价值”之外的小人物，而内心平静了些许。那些和我们一样小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于他们自己而言，该有多么重要啊。
从荆州的报道中退出来，也从那些有新闻价值抑或是没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中退出来，我们会发现，许多小人物人名字，我们都已经忘记了。比方那个脸色在一瞬间变暗的湖南大姐，我只记得她有一个白色的小坤包，上面有皲皲的黑色皱纹。她曾经是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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