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追思蔡定剑

笑蜀

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

数月前的一天下午,我跟几个同仁一起,陪着老蔡在薄雾缭绕的麓湖边上散步。和以往一样,这天的话题仍然只是宪政,从违宪审查,谈到宪法法院,谈到中国百年宪政史。其中一位同仁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没想到老蔡已是癌症晚期。但那时我却是明明白白,我想他肯定什么都考虑到了,什么都安排好了,那就是争分夺秒,尽可能多留下一些思考,多推动一些事情。那次见面,他分明比原来憔悴。但以我的性格,总不忍从最坏角度去推测,总幻想不至于那么快吧,老蔡怎么着也还有个两三年吧?

但是,当我1120日出差北京,即猝然接获老蔡病故的噩耗。很快又有朋友急急来信澄清,称老蔡尚在。吓坏了的一颗心,至此稍稍安定。随即邀约也是老蔡好友的于建嵘先生,次日一同去305医院探视。因这时我已不敢确信,老蔡真有那么多日子了,还是能看一次看一次吧。但或许是探视影响紧急抢救,老蔡家人婉拒。当噩耗再度传来时,再没有被证明为误传的幸运,一切都来不及了。

跟老蔡交往数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宪政的执着。只要在一起,他谈到的一定都只是宪政,不会有任何私人话题。他不会谈自己的私事,也貌似对朋友的私事没兴趣。最近心情如何、孩子怎么样之类的话,别的朋友聚会时一般都要问到,他不,他就只说宪政。说他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可说一点都不夸张。

无从得知,当确认自己已到癌症晚期,老蔡精神上是否有过强烈的幻灭。反正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镇定如常。所以当我后来从秋风的文章中读到,就在1026日,即他去世前的仅仅28天,他居然还从305医院跑出来,参加北京一个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而且做了郑重发言,我是一点也不惊讶。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从来没把这话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

翻翻老蔡最后三个月中的部分著述目录,这点就更清楚了:

《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治理》,2010-11-21

《被误读的新加坡》,2009-09-15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2010-08-31

《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北京三味书屋演讲)2010828

最后三个月著述仍如此密集,不输平时。但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而是所有那些话题,所有那些观点,无不切中当下命脉,而这当然需要系统、深入和持久的思考。这有力地印证,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萦绕在老蔡心头的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他是以战士的姿态倒下的,以冲锋的姿态倒下的。

人都是要走的。但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也最优雅,注定了他要走进历史。

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

勇敢,是老蔡区别于一般体制内学者的鲜明特点。

不客气地说,一般体制内学者,颇不乏学得文武艺,渴望售于帝王家的名利徒。而如果仕途之路竟终于敞开,他们必定受宠若惊。无论原来怎样调皮捣蛋,此后都不敢再逾雷池半步,每根汗毛都长得端端正正。岂止体制内,甚至体制外个别学者,也频频秋波流转,恨不能马上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毕竟庙堂集中太多资源,只要能挤进去,哪怕分到手的不过九牛一毛,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已占先机,在庙堂挣到了一个显赫位置的老蔡,却在2003年主动辞职,到自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做一介普通教授。这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个人利益损失,老蔡心里大概明镜儿似的。但他并不犹豫,这可以说是他的勇敢的第一次公开证明。

少了庙堂羁绊的老蔡,不仅更才气纵横,也更远离恐惧。能写出上列著述目录中的《被误读的新加坡》,主要就是靠远离恐惧。因为,不自由照样可以持续发展,不民主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新加坡似乎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而不容置疑。本来,作为典型城邦国家的新加坡,跟我们这个体量巨大的内陆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而且,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未必就能逃脱人亡政息的规律,其发展方向并非确定不易。这在圈内几乎无人不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蔡定剑,傻乎乎地说破了新加坡经验的真相,让世人凛然一惊:哦,皇帝的新装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新加坡经验的还原,从更大范围来说,从属于为民主所作的辩护。这种辩护,是老蔡晚年生涯的第一主题。跟现代物理学一样,民主理论也几乎被前人发展到极致,即便穷经皓首,现在也很难有什么突破。但是,利用发达国家知识界对民主理论的反思,妖魔化民主和民主理论,则属于当下中国政治市场的紧缺品。谁能提供这种紧缺品,政治上的高附加值显而易见。趋之若鹜者因此不绝于途。要对抗他们,似乎太不自量,太不识趣。

这时我们看到,依然还是老蔡。就像电影《勇敢的心》的主人公威廉·华莱士单骑入围那样,他一个人拍马出战了。民主一定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吗?老蔡回答说: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民主恰恰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对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对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对中国国民素质低,特别9亿农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选、发展民主等论调,老蔡都没有放过,条分缕析,逐一驳回。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对常识的颠覆往往可以堂而皇之,肆无忌惮;重申常识、坚守常识则往往要冒巨大风险,二者的话语平台极不对等。这不免令人沮丧,知难而退者代不乏人。老蔡却是明知艰险也上前,以一个人的战斗,来狙击几乎潮水般汹涌的论敌。

历史上早有名言,叫做自由不是免费的。这即是说,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一个不愿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享受自由。电影《勇敢的心》可谓这一名言的经典诠释。苏格兰民族争取自由之路,就是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以他那颗勇敢的心,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换来的。Freedom!华莱士的这一惊天狮吼正跨越千古;不自由毋宁死的理念,正在世界东方找到传人。老蔡就是这样的传人。

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喊话

但是,老蔡决不是只有血勇,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他的新书,也是他最后的一本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则是作为智者的证明。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呼吁中国必须宪政,而且侧重研究宪政从何入手,怎样具体推进宪政。他主张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主张预算民主;主张公共参与。由此可见,他不仅是把宪政当作信仰,更把宪政当作一门政治技艺,力求精进。

为了具体推进宪政,他既致力理论建构,更积极投身现实,投身公共政策设计,投身地方政改试验。无论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温岭民主恳谈会,都有他的心血在内。

勇且智,言且行,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实不多见。老蔡能成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则跟他的阅历有关。他既出身官员,又属于最前沿的学者;既有坚实理论,又有丰富实践。所以他能既因为信仰保持激情,勇敢执着,又能基于对社会的复杂体验,而尽可能做到平衡理性。

这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人。我一直坚信,中国社会最缺的是共识。要有共识,就需要老蔡那样平衡理性的人;需要老蔡那样刚巧处在体制内外结合部,既有体制内经验又有强大民间资源的人,来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同时对体制内外喊话,沟通体制内外,以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地带,发现和凝聚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关键时刻,老蔡却以55岁之身,驾鹤西去。

去世前的1119日,《财经》记者与老蔡告别,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拳拳之心,令人动容。百年宪政之所以颇多蹉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日复明日,总把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悲剧留给下一代,以致越来越积重难返。现在,问题和悲剧的累积已到极限,该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解决的问题,不能再推诿给下一代了,需要我们拿出老蔡所说的一代人的使命感。Freedom!但愿华莱士这一惊天狮吼能激励我们,让我们坚韧前行。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手上证明给九泉之下的老蔡看,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这是一代人的救赎,我们别无选择。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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