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将过一半,李克强再次督阵2011年的1000万套保障房,在河北出席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兑现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新伟说得对,这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

不论是自己盖棚户、租,还是买,不论以“限价”买,还是以商品房的价格买,在一个堂堂社会主义国家,民众最基本的居住权利应得到保障,这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更何况,中国政府的权力近乎无限,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理应承担比目前更大责任。就此而言,践履这项“政治任务”,就决不仅是各级主要官员一顶乌纱之所系,也是朝向政府权责匹配的方向,迈出了正确步伐。

我们自然鼓励这样的承诺。在政府权力还未受到实质制约前,这样的承诺越多,理应越受民众欢迎。否则,拿什么东西来让“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实至名归?

早在今年2月份,军令状就已立下。各省区市与住建部签定责任书后,1000万套的任务已分配下去。但现实并不理想,时至今日,部分城市开工率不足三成。

早就有房产商说,这是新时代的“大跃进”,不具可行性。比如,划拨的土地动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命根子,资金配套与生产能力也跟不上,等等。不可否认,从2010年的580万套陡增至1000万套,是一场大考。但究竟可不可行,要看政府这活儿是不是干得足够细,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决心是否足够大,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有没有霹雳手段。

如果把保障房的平均面积设定为75平米甚至更高,生产能力是否足够,确实值得怀疑。但如刨除掉那些160平米一套的 “经适房”,多建造小面积的廉租房与公租房,困难便可大大降低。新增部分以公租房为主,面向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就业人员,作为一个过渡选择,其关键在基本功能的完善,对面积需求的弹性很大。

就资金而论,这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中,产权型的经适房和限价商品房200万套,近400万套是棚户区改造房,400万套是廉租房与公租房。住建部的秦虹算过细账:产权型的房子所需5000亿,市场基本可自主消化。棚户区改造通过中央补助,国企厂矿自己掏钱以及商业区配套筹措,亦可大致解决。最主要的资金缺口在廉租房与公租房部分所需的5000亿。但中央补贴加10%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再加上住房公积金收益后,真正的缺口,也只有两千多亿。

对“三公”消费动辄几千亿、很多地方政府大楼比赛豪华、广场大到让人眩晕的现状来说,两千多亿很难筹措吗?——保障房要动政府的奶酪,此为必下的决心之一。

再比如,各地政府说土地紧张,但北京一年供应的住宅用地中,三分之二被各机关、垄断企业拿走,仅仅三分之一被拿来商用。如此,商品房高房价刺激了特权房的蔓延,而特权房所占资源又减少了商品房用地的供应,继续推高了商品房房价。埋单者,始终是无权无势的工薪阶层。这几年,福利房在全国大范围回潮,掌控或接近权力者获取巨大利益,不对其做外科手术,怎可能凭空比2010年多出420万套保障房?——保障房要动特权房的奶酪,此为必下的决心之二。

在当前,保障房是政府对低收入群体必担之责,肯定要涉及到财富分配的调整。把切给强势群体的蛋糕,多少分一点给弱势群体,以减少民怨,换取民心。根上,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权力主导的改革不到位,导致贫富差距巨大,早该强力纠正。不触及任何既得利益,指望原原本本地实现保障房的初衷,只能是幻想。

其实,只要下了决心,也不一定全都是硬碰硬,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完全可以突破不合理的制度与做法,开出新路。比如,允许城郊集体土地不必经过征收,村集体或村民依照明确标准直接建房,通过合适的制度设计,纳入保障房体系,也为小产权房找到一剂解药。在城里,则可让居民自主改造城中村的格局与公共设施,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将原有的出租房变身为保障房。

危险就在于,各种特权房、福利房可能摇身一变,换个名字,出现在这1000万套保障房中。在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甚至连早已在建的教师宿舍、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宿舍、职工公寓和人才公寓,都被纳入了保障房。

不要只是数字看起来很美,而是真让低收入者“居者有其所”,将倾斜得已很厉害的正义之秤,回复原位,才是这个“政治任务”的政治含义所在。虽然,这只是治标,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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