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官员，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固然需要勇气，但坐下来主动对话，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近读于建嵘教授与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关于“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传统”的对谈（见2011年6月16日 《南方周末》大参考），在激赏东西方学者对话碰撞的火花之余，不禁想起于建嵘半年多以前，另一场不欢而散的对话。
2010年底，于建嵘一篇微博一石激起千层浪：“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双方的言论是非，自有公断；一次吃饭时的私下谈话，是否应该卷进公共领域，也另当别论。我关注的焦点是：一位知识分子，如果碰到一位官员说出了哪怕是十分刺耳的话，他应该选择站起，并怒而退席，还是坐下，继续对话？
选择怒而退席的结果，不用看也猜得到，网上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支持于建嵘，而另一方当事人，县委书记陈晓平的态度则是“冷处理”，一句“我虽委屈但无愧”之后选择了沉默。
又一扇对话的大门，被轻轻关上。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一幕，我都忍不住遗憾地别过头去。
我的观点非常简单：接触比不接触好，对话比不对话对强。
其实，于教授是满怀诚意去万载县上课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这样的讲课和呼吁，比起媒体的批评，官员们更能听得进去”，他还非常善意地在讲课后继续在饭桌上与官员“接触”，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苦口婆心的讲课被一句“吃什么”的话题一笔勾销。显然，于教授讲课的话语系统对于这一位县委书记无法输入。本来我们蛮期待于教授可以换一种话语对话一下（或者干脆“教育”一下）送上门的县委书记，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强拆”和“知识分子到底是靠什么来养活的”，并由此把话题引向深入，但于教授选择的却是离开饭桌走向微博，一呼而万人响应的围观，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于教授与早已心同此理的同道者的相互取暖，对于另一方仍然自觉“问心无愧”的官员则永远地关闭了对话的大门。而问题是，那些选择了沉默的县委书记们，他们就不会继续“这样干”了吗？
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对话尤其重要。居于官民之间的现代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双方沟通的平台。特别是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下，相当多官员在社会热点和难点上，还不善于、不屑于甚至恐惧于跟知识分子和公众对话。他们仍然习惯性地用格式化的语言来遮掩和屏蔽掉其管理的困惑、执法的两难、内心的纠结，以及无所不在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屁股指挥脑袋的错乱。社会应该鼓励和包容那些在成堆的官话套话中难得一见的真实的声音，即使有些刺耳，但毕竟是对话的开始。公众不能只喜欢听执政者反映民众疾苦的那些声音，还要学会包容和倾听官员们站在自己立场、按照自己思维、使用自己话语但是希望社会理解的主动对话。
尽管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对话，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官员的手中，但知识分子并不由此无所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道不同，不相为谋”，但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道不同，仍需对话”。沟通和传播是现代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不仅要启蒙大众，还要学会启蒙官员。以反映民意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碰到刺耳的声音，不能仅仅是生气而已，更不能放弃一切对话的可能，甚至不能满足于仅仅抛出观点。现代知识分子应该积极主动地和一切愿意对话的官员对话，并且学会用官员听得懂并听得进去的话语对话。对话，才有从了解到理解的可能，也才有从破题到破解的可能。毕竟，面对拥有权力的官员，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固然需要勇气，但坐下来，积极主动地对话，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我多么期待已经和裴宜理教授公开对谈三次的于建嵘教授，能够跟与他有“异质思维”的县委书记好好地对话一次，这个令人充满想象的对话，一定能够擦出更多的火花。
当然我们希望更多的官员和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不断地用各种形式建构这样的对话框。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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