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大佬对台政治的推动作用

台湾民主大佬对台政治的推动作用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3 23: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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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实现民主的最大华人区，台湾民主进程的得失为大陆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在台湾，由人民定期透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各级行政首长及民意代表，改变了长期的威权结构及政治运作方式，在初期让人民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滋味。但在一次一次的权力竞逐和更迭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当家的时间似乎偶尔才会出现，而且持续时间相当短，政治还是一种由少数人操控的工具，只是操控的形式有了改变。过去由上而下的威权操作变成了以民粹为主的动员操作。政治人物为了赢得资源分配的权力，积极寻找和利用各种可以运用的社会分歧，在选举过程中划分敌我、全力动员。每一次的选举就是一次激烈的对立，把既有的分歧辨识得更加泾渭分明。为了能够胜选，更是不择手段地竞选。可以说，在今天的台湾，选举的开放是当中最重要的元素，台湾民主的好与坏也多和选举有关。为了赢得选举，竞选过程中的负面手法和激烈对抗，甚至于撕裂族群和不择手段的招数，让外界对台湾民主形成了不良的印象。从国会”打架，到国民党因黑金下台，乃至于民进党执政后的朝野恶斗以及贪腐失政，还有选举时的突发事件如“两颗子弹”和“走路工事件”等等，都让台湾的民主过程成为全球华人瞩目的焦点，可惜的是负面印象多过正面形象。但是在这些喧嚣纷扰的多元表象中，台湾人民在一次一次的激烈选战对抗中所累积的民主体验和共识形成，往往被不经意地忽略。

　　台湾艰难而扎实的民主进程我们或许可以从其两个与之载沉载浮的人物身上看出来——他们就是许信良和施明德。

　　许信良初学政治，再学哲学，对佛、儒思想也甚为着迷，“佛心儒事”是他人生的座右铭。他曾经游学欧洲，广泛涉猎左派思想，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他拥有最广阔的心胸和远见卓识，唯有他可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台湾的现实问题。在他思想坚定、思维敏锐，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之浓。他初为国民党青年精英，因为违规参选桃园县长被驱逐出党，后投入反独裁行列。1990年，许信良加入民进党，第二年，他在朋友安排下绕道大阪密访北京，与中共官员进行长谈，了解中共改革的思路和方针，当然也与中共官员评价民进党和解读台湾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许信良还特以在厦门和上海会见台商代表，了解大陆经济改革对两岸的影响。随后许又多次访问大陆，访问了很多地方，最值得一提是许曾三次访问延安，探究中共在当时极端困难条件下何以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他探访邓小平老家广安，则可能是要对中共核心人物邓小平有更深刻的了解，以便能更精确地把握中共政策的发展博脉。也许是受到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影响，许信良已经预见两岸合作发展已经不可阻挡。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大胆西进的主张，主张与大陆建立全面全作关系。因为过于前卫，曲高和寡，而当时的国民党的分崩离析让民进党觉得胜利在望，一向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民进党当然不可能在这紧要关头改旗易帜，于是许信良被当时正得势的基本教义派诬为卖台小人，败在台独大佬彭明敏的手里。

　　让人叹息的是，2000年“总统”大选，因为实力不济，在讲力不讲理的民进党候选人争夺战中，许信良再败给陈水扁。满怀理想脱党参选的许信良只得到不到1%的选票，这对他的政治理想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后许投入国民党，想通过国民党实现他大胆西进的的主张，可惜由于两颗子弹，民进党再次抢得政权，令许信良的愿望化成泡影。2008年，在民党败选后，许信良应邀重返民进党，担任顾问。前不久，年逾古稀的许信良在最后关头参与角逐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令人不胜唏嘘！许信良的失败昭示在初步实现民主的台湾，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势力仍占据优势地位，台湾民主还需要向纵深发展。

　　在看施明德。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生于台湾高雄市盐埕区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大夫家庭。1961年8月从军校结业，被派往金门服役，任炮兵观测官。在那里他将少尉排长张茂雄拉入“台湾独立联盟”。1962年初，“台湾独立联盟”在高雄的成员讨论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机，在密谋过程中，一与会者向国民党自首。1962年5月，国民党认为时机已到，便将该盟成员180人一网打尽。施明德在6月20日被捕，初判无期徒刑，后来改为有期徒刑15年。为不使时间浪费，施明德在狱中大量读书，还曾研究过将闽南语文字化，并写了一本小册子。1977年6月，施明德刑满出狱，随即投入到党外政治运动，应邀担任苏洪月娇竞选省议员的总干事。1978年施在苏洪月娇的推荐下进入《台湾时报》担任记者，以“许一文”为笔名撰写文章，陆续提出“万年国会、戒严令、党禁、报禁为阻碍台湾民主之四大恶”的看法，且秉持“组织一个没有党名的党”的理念开始进行党外首度全岛性串连。同年9月，施明德受黄信介委托出任“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总干事，11月担任“台湾党外刊物人士助选团总联络处”执行秘书兼发言人，负责助选团的全部事务。12月25日，施与许信良、张俊宏、林义雄、姚嘉文组成五人小组研拟党外运动进程。1979年8月出任“党外”刊物《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负责组织、群众运动及海外联络事宜。12月10日，出任反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美丽岛大游行”总指挥。“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成为国民党当局通缉的首要对象，在逃亡26天后被捕。1980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施还曾因“江南命案”、“陈文成命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恐怖政策而绝食，要求废除戒严统治。直到1990年5月李登辉“总统”就职时，才对施明德、许信良发布特赦令，施才得以终结25年的监禁岁月。

　　施明德出狱后，随即加入民进党并任顾问，并当选新成立的“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由于施明德持续关心、支持各项社会运动，进而串连民进党中央较无法掌握的学术界、社运界，使不少学者、社运界要角成为其核心幕僚，施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社运界与民进党互动的代言人。1991年施明德创建“新台湾重建委员会”，10月民进党选举第5届党主席，施凭借其出狱后享有“神主牌”的地位成为党内基本教义派支持者、非美丽岛系阵营抗衡美丽岛系的认同对象，以“社运总路线”为号召出马与主张“选举总路线”的许信良竞争，结果小输给许信良。但施明德当选民进党第5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进入民进党领导核心。1992年他提出要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福利国家”的构想，后来成为民进党几次选举的主要诉求。同年12月在台南市以第一高票当选第2届“立法委员”。1993年2月任“立法院”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11月接替许信良代理民进党主席。1994年4月蝉联该党第6届中央常务委员，5月在新潮流的支持下当选民进党第6届主席。1995年9月任民进党“总统选举对策委员会”召集人及总干事，11月任“亚洲自由政党联盟”主席，12月在台南市当选第3届“立法委员”。1996年2月与新党联合竞选“立法院长”，仅以一票之差落败，3月27日因“总统”选举失利而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转任顾问。1998年12月在台北市当选第4届“立法委员”。2000年任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

　　施明德任民进党主席虽然只有2年多时间，但其与许信良一样同是推动民进党转型的重要推手，只是施是先转型自己，再进而推动民进党转型。施明德原来属于“台独”基本教义派阵营，早在1980年3月27日“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辩论时，施就公开叫嚣“台湾应该独立，而且事实上已经独立30多年了。”出狱后施明德一直倚重的幕僚主要是学术界、社运界的“台独”基本教义派，他自己也声称是“永远的基本教义派”。但是施明德本人的政治主张则很快随台湾社会的变化而调整成为务实派，并推动民进党一起转型。

　　与许信良一样，施明德推动民进党转型的结果也使自己离开了民进党，除了政治主张都过于超前外，两人失败的原因又不尽相同。施的行事风格与危机处理能力一直多被批评，外界曾将许、施对比，认为许信良政治能力较强、过度乐观、形象较差；施明德危机处理能力较差、过度浪漫、太重感情而常常优柔寡断，但社会声望较佳。如1995年“立委”选举后施与新党领导人进行的“咖啡会谈”，由于缺乏谈判技巧，又未能掌握此事件的主动权与诠释权，引起了民进党传统支持者的强烈反弹，等到事情愈演愈烈，施才成立一个由各派系领导参与背书的“新时局因应小组”以分担责任。种种因应措施说明施虽有提出“先见之明”主张的勇气与坚持，但在具体实践方面却有莽撞与冒进之嫌，更缺乏必要的谋略。

　　将政治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施明德，在离开民进党之后仍然时刻关注政治，也身体力行着自己的政治主张。2001年6月，与许信良等成立政论性团体“山盟”，任召集人。12月，施参选第5届区域“立法委员”，结果高票落败。2002年，施明德又高举着“三通”和“高雄经贸自治港市”的口号加入到高雄市长选战之中，由于泛蓝人选未能整合，最后又功败垂成，仅获得8750票。2003年在蓝绿阵营为“总统”选战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施明德选择了逃避，去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他不可能再支持陈水扁，但也不愿转而支持连宋，“这不是做人的道理”，何况他认为两组候选人是两个“烂苹果”，施对许信良推动国亲大联盟也不愿参与。2004年12月施又参选第六届“立委”，将“推动两岸欧盟化、大和解”作为主要政见，并称若当选将组织一个新政党——“白党”，希望带领台湾的清流民众走中道之路，还将这场选举定位为自己有生以来“最认真的一场选战”，结果还是高票落选。

　　“我孤独，我寂寞，但我正确！”——许信良和施明德都是理想主义者，更是强悍的实践者，主张未落实前誓不罢休，更关键的是：台湾的政治民主为他们提供了翻盘的机会和可能。民主不是万能的，没有民主却万万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