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去世10年的黄万里因三峡问题而重新被大众热议

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作者:三文,选自:中国经营报

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终于被官方承受,国务院会议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此表态,使得公众重新怀念起黄万里其人其事,在网间引发悼念高潮。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也被认为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

今天我们记住黄万里,并非其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是因为他对于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的异议。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决定动工黄河三门峡大坝,力图以人力一清黄河。当时水利部召开讨论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之际,参会有70多位专家学者。迫于“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环境,唯有黄万里反对三门峡水库,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间,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辩论,无果而终。

最终,三门峡大坝上马,而其后造成的断流、洪灾危险影响无数人生活,几十年并未好转,无一不如黄万里所预期。事后,黄万里曾经多次表示,技术上说明三门峡大坝不该建并不难,可惜众多专家无人敢于坚持。对此,黄万里未能释怀,写了小说《花丛小语》,1957年发表于《新清华》。

小说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这番言论,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甚至开创了《人民日报》批判右派的文体。黄万里不仅划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运动中甚至被诬为“贪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根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回忆,黄万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摘帽”机会。当时,毛泽东曾在新春座谈会上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据说,当时只要写份检查即可“摘帽”,但是黄万里并不愿意。

黄万里因为不肯写检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后仍不改风骨。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于是,直到黄万里2001年离开人世,仍旧对于三峡工程念兹在兹,所留遗书,也与水利有关,“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当然,三峡工程与三门峡不同,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学术可以存在异同,但是前提在于出于本心而非政治、权贵压力。当前种种神化黄万里的言论更是另一种荒谬,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于自身理念的坚守,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世间已无黄万里。讽刺的是,当年之所以批判黄万里,因为他的“不识时务”,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遭遇诸多冷遇;今天,人们之所以记住黄万里,也正是在于他的坚守,然而这位科学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见,仍旧未能抵御时代大潮的无情冲击。

黄万里诗词俱佳,曾写下《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其孤独姿态跃然纸上,有如鲁迅所谓的“战士”:“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行文到此,不得不掩卷反思。种种重大公共政策,其效应往往难以在短期之内展现,但是却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不可不慎。马寅初之于人口论的“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而当时却丝毫不见容于世。我们感谢马寅初、黄万里之辈的坚守,然而如果把13亿人的未来,押宝于这些不世出的孤独斗士的成功,那么民族希望何其渺渺;再坚韧的脊梁如黄万里,一己之力也撑不起如许之大的国民期待。

公共政策最大风险或许就在于信息不透明,当黄万里等人远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尽力回归公共政策的本义,也就是“公共”的题中之义,拓展公共空间,包容异见,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类似黄万里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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