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神艾未未/之二
艺术家艾未未

【联合报╱谢小韫/文】 2011.06.07

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人生,只有瞬间……──艾未未

艾未未(右)家受宠的流浪猫,大剌剌地躺在桌上假寐,也成了与谈者之一。左为本文作者谢小韫。谢小韫/图片提供
他只是一位艺术家
艾未未是谁?
对我而言,他只是一位艺术家。
有人说他是社会运动者、建筑师、人道关怀者,但本质上,他仍然只是一位艺术家。他说,他不喜欢被冠上这些头衔,他只是一个人,做了一些事而已。
2009年七月,日本东京Mori美术馆为他举办个展,我也应邀参加开幕酒会,并约他谈谈2011年底,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办他在台湾第一次个展的可能性。他知道我来自台湾,以腼腆的笑容及柔和的语调说:他很向往去台湾,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引导我看他的作品,并说,他在台湾的展览要有很多新的创作才行。
那晚的开幕典礼宾客云集,把Mori美术馆的茶会大厅挤得黑压压的一片,艾未未在围绕寒暄的人群里,显得有些不自在,却始终保持腼腆的微笑,好像与现场欢乐的气氛完全无关似的。
第二次跟他相见,是2009年年底。他应中原大学之邀,来台讲学一周,我约他来看北美馆的「蔡国强展」及未来他可能会展出的场地。他瞥见地下室的演讲厅门口,有一个立牌写着「因艺术家临时取消档期,特此致歉」,于是促狭地照了一张相片,说:「这是很好的展出方式,说不定我的展览,也要立一张像这样的牌子!」
这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我招待他吃欣叶餐厅的台菜。他对乌鱼子这道菜赞不绝口,虽然乌鱼子的大量胆固醇对他的体型而言不是很适合,但他可不忌口,以「人要活在当下」为辞,笑呵呵地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
第三次是在2010年五月,我去参观上海世博时,与北美馆展览组长顺道去北京「草场地」艾未未的家,洽谈2011年展览的规画内容。
北京在奥运后,整个城市从一位典雅的老姑娘,像做了小针美容似地,一张脸顿时时髦艳丽起来,可是脖子以下,仍是老样子。老样子有老样子的味道。
流浪猫的签名
我们要去走访的艾未未,可不怎么喜欢不论是老样子或是新样子的北京。他认为北京非常政治,因为有巨大利益集团的所在,就有巨大的缝隙;有缝隙,就有很多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是,当权力本身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时,反而又有了巨大的自由度,各种其他的价值观就有可能在此生存。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有巨大的不合理,却又洋溢着人们生存的细节与生命力。
艾未未在北京「草场地」的家可不好找,从北京市中心坐出租车去,也得花上半小时,他家的门不像一般住家的门,反倒像个工厂的门。进得屋来是一个大花园,没什么惊世骇俗的装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草地。他宠爱的猫儿和狗儿三三两两的在草地上、桌上、椅边逡巡。一只白猫忽然跳上我们谈话的长桌,居高临下地巡视一番后,大剌剌地在他送我的纪录片封套上撒了一泡尿。他笑着说,这只猫是流浪猫,已经得了癌症,所以这张DVD最有纪念价值,特别签了名送给我。
在我们的洽谈中,他偶尔拿起手边的相机拍照,不经意地,想拍就拍,想用什么角度拍就用什么角度拍,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角度,简直不像拍照。照相机就像他手上的笔,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或画点什么。很少人像他这样对待拍照这回事。他希望他的表达接近于不表达,将表达和不表达的界限抹平,就是多拍,甚至拍到失去拍的理由。
这么多拍下来的照片都发到博客上,他说,他每天上网10小时。
他说,网络是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最神奇的事物,它使人有机会从技术层面、知识层面和历史结构中解放出来。它引起的自由和民主意识、个人觉悟、个人参与和体验,让人更加自由。它是真正的革命,最终将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从北京出境来台时,被扣留迄今
原订第四次的见面是在2011年4月5日,为艾未未今年底在北美馆的展览做最后的磋商。他却在北京搭机出境时,被扣留迄今。
今天,艾未未成为全球瞩目的异议人士,是因为在他的艺术创作里,融入他最心系的生存议题。就像他说,他在川震的废墟里,看到一个个埋在土堆里的学童书包,深感震撼,启发他创作长达十几公尺到几十公尺长的「书包」作品。他的工作室调查川震遇难者名单,制作出的纪录片仅是一个个人名滑过黑暗的屏幕,以单一的视觉表现形式,辐射出扣人心弦的张力。
艾未未说过:
「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生活,生活到过瘾的时候,都是艺术。」
「谁也不能成为历史的逆流,谁也不能阻挡人们要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个人的自由精神,这是大势所趋。」
「对我来说,没有人生,只有瞬间。」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限定的时间,限定的条件,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都是散去的一阵风。」
艾未未在中国政府眼里,可能不太像个以艺术创作为职志的艺术家,但在我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想自由创作的艺术家。艺术家的作品若触及政治、社会议题,往往不为当局所乐见,中外皆然。艾未未对此当然亦有所了解,所以对于艺术与政治这个课题,曾经解释说:「艺术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一种表达的可能,在他人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某种可能和引起影响。」
也许,他的艺术对政治所造成的「可能」和「影响」,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也超越了当局的容忍程度;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政府,或哪一位掌权者,对政治也许可以不假辞色,但是对艺术,可否多一些包容与想象呢?毕竟,艺术家的创作初衷比政治家处心积虑的谋略,要单纯多了!
(作者曾任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现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2011/06/07 联合报】http://goo.gl/ZIk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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