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阳标
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说，历史档案具有资政、存史、维权、育人等方面作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灭其国载，必先亡其史。历史是保存一个国家命脉的重要东西，档案又是编写历史最重要的基础和根基，没有档案根本编不成历史，更谈不上编成信史。”
中央档案馆开放四成
2011年5月31日上午，由五辆中巴车载着国内外70多名记者到了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在这里一幢不起眼的旧楼前停下。这里是中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所在地。“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部分藏品和利用成果展”正在这里进行，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组织的这次集体采访活动，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展出的有1912年6月毛泽东中学时期所写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1920年8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份公告—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国家档案局一位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这次展览是中央外宣办为迎接建党90周年而进行的系列主题活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配合这个发布会，我们进行的一次展览。不是一个专门的档案展览。这些文件绝大多数都在以前展出过。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档案部门常常搞一些展览，包括广东省档案局，也经常搞一些展览。去年就在中华世纪坛搞了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和抢救成果展，前年有中俄关系展，之前还有胡志明与中国档案展。广东省和深圳市档案局，都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档案展。观众可以到各省的档案馆参观，但中央档案馆只接待利用者，不接待参观。
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说，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成立后时间不长，中央机关就受到外国巡捕房破坏，关于一大的档案很快就找不到了。所以党内长时间对一大情况模糊不清，连通过了哪些决议，起草了什么文件都搞不清楚。直到1957年，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以前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我国。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组有关中共一大的档案，这些档案一共有6件，现由中央档案馆收藏。
杨冬权介绍，目前已公开4成档案。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按照历史时期来划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按照内容来划分。
杨冬权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规定，涉及到国家安全、国防、外交等重大利益的档案，以及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认为不宜开放的档案，都可以延期向社会开放。在实际工作的执行过程中，有一些是属于延期开放的：一是涉及国家秘密的；二是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的；三是涉及个人隐私的；四是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五是涉及各种纠纷，包括民族纠纷、宗教纠纷、财产纠纷等等；六是由于过去自然方面的原因，破损情况比较严重还没有修复好的档案。
据杨冬权介绍，“中央档案馆到2010年共收藏档案125万卷，约有1亿多页，案卷排架长度为13774米。最近5年中，共有1900多个单位介绍利用者来中央档案馆利用档案，利用者共有5400多人次，共提供档案资料8万多卷册”。
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档案馆都是封闭的，仅为统治者和少数权贵提供档案利用服务。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颁布了法兰西共和历二年穑月七日（1794年6月25日）法令，提出了被誉为“档案的人权宣言”的档案开放原则，规定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可以向提出要求的全体公民开放，自由免费地提供利用，从而揭开了档案利用由特权向权利转变的序幕。
档案知网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原档案系）徐拥军博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档案开放的历史源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信息自由权’观念的提出和推广，利用档案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在世界许多国家，《档案法》、《信息自由法》和《隐私性》都对档案的开放利用，以及相应的保密、解密问题作出规定，”徐拥军说。
不过，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却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咱们国家档案法规定是一般满30年要公开文献，按理说现在应该是开放到1981年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也应该有了。但是目前只有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到1965年的，其他各部委的档案应该都在国家档案馆，因为15年以上的档案都要交到中央档案馆。这些档案完全不开放。
徐拥军表示：当然，档案的开放利用不是无条件、绝对的。世界各国都对档案开放利用作出了一些限制，基本的原则是档案开放利用过程中不损害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档案开放外交部率先
徐拥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我国，1980年3月17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
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
1999年，外交部档案馆专门成立了鉴定开放处，标志着我国外交档案解密工作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外交档案解密已走过10个年头，其间，分别于2004年1月、2006年5月、2008年11月正式对外公布了三批共8万余件档案，内容涉及1949-1965年期间我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领域的有关原则立场和对外交流交往情况，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按照计划，到2012年，外交部档案馆将向公众开放1979年前形成的外交档案，以使档案开放工作逐渐走向程序化、制度化。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说，依据相关规定，外交部解密档案有四个原则：凡是影响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档案不开放，凡是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档案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不开放，凡是涉及到宗教信仰及影响民族团结的档案不开放。
针对外交档案解密中涉及哪些文件能解密，哪些不能的问题，外交部档案馆开放鉴定处处长张素林认为：很大程度上要根据个人的业务水平，政治业务水平来判断。我们从人员上要求，比如在解密方面，他必须是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外交官，主要是退休大使，还有一些绝密室的，还有一些参赞，他们主管这一方面的业务，所以对这方面业务非常熟悉，档案中涉及的内容，他们把握起来就比较准确。
1987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简称《档案法》），1988年正式施行。那时候的《档案法》规定，涉及军事、外交的，可以在50年后开放。
《档案法》在1996年又有所修订，改为一般档案保管期满30年后开放，但如果涉及军事、外交的，可以另定期限。1997年，外交部开始酝酿解密档案，但外交档案解密不是小事，部里非常慎重。经过多方调研，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国内其他部门的做法，最终确定了外交档案的具体解密原则、操作程序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外交部1999年成立“开放档案鉴定小组”，正式启动档案解密工作。
“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我们保存历史档案，就是为了现在我们能了解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形成记录并归档保存，就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了解当代的历史。档案可以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徐拥军这样定义档案的功能。
档案解密观念之辩
对于档案解密的功用，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沈志华就认为：“现在我们档案方面，大量编辑出版，这个当然是对的了，各国都在编辑出版，但是编辑出版却是有选择性的问题，有编辑思想的问题。美俄日也有大量的文献在编辑出版，但是他们同时也对社会开放。所以他们出版的东西是给你引个路子，指个方便，有疑问可以到档案馆再去查，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了，给你看什么就是什么。不给你看的有没有你也不知道。甚至有时候，一个电报，一个档案，一个文件，他们给你删过两段也不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引导研究者走入误区”。
对于中国档案解密过程中的种种观念限制，沈志华也有自己的观点：“咱们这里很多人观念还是没有转换过来，认为档案馆是个保密单位。认为它是保管档案的，而不是提供社会利用的。基本观念没转换过来，当然，工作条件也是一方面。但是，现在中国这么多钱都干吗去了。该干的事情不干，所以，物质条件那不是主要的。”
“在制度方面，我们有不合理的地方，档案利用，档案保管，和档案解密没有分开。所以这是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的原因。在美国、英国，档案馆不管解密，解密另有解密委员会，只要解密了，档案馆只管提供，出了事跟他们没关系。咱们现在保管是你，向别人提供还是不提供也是你。所以他们是宁可不出事，也不给你看。这是根本的，核心的问题。”
可资借鉴的是西文档案的解密模式。在沈志华看来，西方档案开放做得比较好的有美国。第一，美国严格遵守保密期，一到期就开放了。按法律办事。
第二，即使没有到保密期，如果社会或者学界有特殊、强烈的要求，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可以开放。比如前几年开放的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的档案，就是还没到解密期。这是根据信息公开法予以解密。
第三，从管理上来说，突出的表现就是希望越多的人用他们的档案越好。跟咱们完全不一样，美国有几个公众的图书档案馆，比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总统图书馆，每届总统退下来以后都要建一个图书馆。这个总统图书馆是鼓励人去查找的。比如说你要申请去约翰逊图书馆。你要是有什么特别的项目可以给它写信，申请资助。原则上，你到那基本是白吃白住白用。咱们这是捂着盖着，生怕你看到了。
比如马里兰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专门有义工。有很多退休的。他们对档案比较熟，你去了，他看你是新来的，他就问查什么，他就一直引领你，怎么办手续，直到把你带到卷宗前。中国现在不横眉冷对把你骂出去就不错了。
1991年8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放了档案，并且首先开放了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而早先这些档案是研究人员和档案使用者们所无法接触到的。截至1992年，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和自治市级档案馆共解密了260万件档案，在接下来的13年间（1992―2005年）又解密了1000万件档案。这些档案文件的解密是由各个不同委员会办理的，办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
1993年通过的《俄联邦国家秘密法》使档案文件的解密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确定了国家政府机关和各档案馆在档案文件解密工作中的权能。为了有组织地解密苏共档案文件，1998年成立了俄联邦各部委保守国家机密联合委员会，根据俄联邦总统叶利钦1998年4月11日命令，该联合委员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解密了保存在俄联邦总统档案馆里与斯大林的生活和工作相关的档案文件，结果有1445件卷宗档案解密。
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档案馆沈志华都去过了，他们2004年就开始开放了。俄国现在反倒是收缩了，本来沈志华今年准备去一趟俄国，事先联系了一下，所有的请求都遭到拒绝。外交部档案馆、苏共中央档案馆、总统档案馆，都拒绝了，说不欢迎你来。后来他找了一个俄国学者，他就可以弄到。他们差在管理，官僚习气，给钱就能办，还没有成为一个制度性的。
西欧国家里，德国管理得比较规范，东西德统一后，东德共产党的档案也归在一起了，沈志华去过柏林档案馆，他们的很多目录都直接公布在网上，可以看了目录再决定去查，省得白跑路。
沈志华介绍，国内是上海做得比较好，广东也可以。其他许多地方还是非常落后的，今年初去山西档案馆，电脑还是用的视窗95、98的系统。他们精神状态非常拘谨，好像你是个间谍特务似的，为什么要看这个，跟你有关系吗，你还得解释半天，他自己又不懂。
徐拥军说：“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过去，政治家关注的是现在，科学家关注的是未来；而档案学家关注的是，如何为了未来而把现在完整地保存为过去。”
对话沈志华：档案文献是历史叙事的主体
本报记者 宋阳标 发自北京
时代周报：档案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什么？
沈志华：首先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搞清楚，最主要的是依赖档案，不管是出版的还是没出版的。第二，当事人的口述史，回忆录或者采访录。第三就是实物，比如谁用过的笔记本了。第四就是录像，当时的新闻。古代史就是出土的文物。这些都可以用作历史研究的史料。排列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档案文献。因为它构成了历史叙事的主体。
新闻报道也是这样，当然，新闻报道是个实物，搁在那，大量的东西它没有，你可以证明，确实有这么个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它不出现，还有一些假的。即使是比较自由民主的新闻环境也有这个问题，它也有不说的地方，或者观察片面。所以说档案文献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史料。
时代周报：档案是否可以真实地呈现历史？
沈志华：档案文献是不全面的，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全靠档案文献就能完全展现出来。因为很多是没有记录或者是记录不全的。有时候得补充。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
如果没有记录，比如1950年10月5日中国讨论出兵朝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那就只能靠当事人回忆。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因此，研究者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尽量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所以要把档案文献、新闻材料、口述历史几种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将历史呈现出来。
时代周报：如果档案自身有问题，那么它的存在价值该如何判断？
沈志华：档案本身，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也是有限定的，因为档案都是当事人做的。有很多东西，大样是当时客观事实形成的，比如电报，一个决议，一个谈话记录，但是怎么解读这个东西，还是要下功夫的，不是说他说的话就是真的，他可能是正话反说，虽然是白纸黑字，但是你不知道当时的语境，口气，可能是讽刺，可能是反映某种情绪等。
所以看档案的时候要仔细分析，有做档案的人可能会故意误导读者。比如当年斯大林给捷克斯洛伐克发的电报，解释为什么不去联合国参加安理会反对联合国军侵略北朝鲜的决议。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都埋怨苏联，投个否决票不就结了吗。苏联就解释，他们是故意不去的，为什么呢，说他们就希望美国参与这场战争，把美国陷入战争的泥潭里。你看其他的档案文件就知道，当时苏联是担心美国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战争发动了，它要找个台阶下。就像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所有的档案文献都局限于这个档案文献的作者视角，实际上事实是不是那样很难说。所以得进入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那个语境，那个历史条件下，去解读它，才能知道档案作者当时的本意是什么，才不至于掉入档案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