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体育为什么要走出举国体制
（2011-06-15）
| 早报导读 |
中国聚焦
薛涌
李娜2008年脱离“举国体制”而“单飞”，2011年创造历史，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在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上夺得的第一个单打冠军的人。对于我这个八十年代就力主突破“举国体制”的人来说，这样的突破为中国体育创造了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其意义值得反复玩味总结。
我不妨把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观点概括一下：“举国体制”在体育上，并非没有效力。恰恰相反，其效力可以说大得非凡。在冷战末期的奥运会中，美国不仅不敌苏联，甚至被东德超过。考虑到后两者在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规模上，都远不如美国，这样的业绩即使把兴奋剂的因素算进去也相当可观了。中国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的突出表现，同样显示着“举国体制”的效力。
但是，效力不等于效率。看看金牌的含金量就明白。奥林匹克运动本质上还是业余的。虽然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大部分项目上的奥运选手都是业余选手。以百米这一极端人气且有商业价值的项目来说，十几年前美国短跑名将格林，在破世界纪录前一年还在餐馆打工。“举国体制”的效力在于，通过公共投资、在全国范围内选材、从小系统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自然能够以专业的压倒业余的。另外，“举国体制”可以采用计划经济式的金牌战略，专门在冷僻的项目上投资。比如，划艇、射击、冰壶等等项目，大多数中国人碰都没有碰过，一般也不知道规则，很难欣赏。但是，因为是冷门，搞的人少，我们用追加公共投资的方式就能培养出许多奥运冠军。
这也不奇怪，“举国体制”在越流行的项目上表现越差。比如田径的热门项目和足球等等，中国运动员很少有所表现。刘翔可以拿跨栏金牌，但是中国培养不出一个百米能进决赛的选手。而在商业化程度高的项目上，即使把苏联东德算上，“举国体制”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表现。直到冷战末期，篮球、网球、拳击、足球等等项目，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选手基本都是不参赛的。其业余选手大体也能和“举国体制”的专业选手维持同一水平。俄罗斯是在“举国体制”被突破后，才迎来了网坛明星辈出的时代。换句话说，“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以快马和人家的中马或慢马比赛。真到了和人家的快马较量时，就不太行了。
李娜的意义在于，她赢得的不仅是国际上流行的项目，而且是最商业化的项目之一。她是在和最快的马比赛时赢的。这已经超越了“举国体制”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商业体育的竞争力。
但是，“举国体制”有效力而无效率，更体现在社会层面上。我曾把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比作前苏联的军工体制。这种比喻在冷战时代特别贴切。当时苏、美不仅在奥运会上竞争，更在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有论者指出，冷战末期，苏联提供的军火在中东的阿以战场上面对美国的武器不堪一击。这种危机也是逼得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五十年代苏联卫星上天，让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但二十年后就不是对手了呢？原因在于，苏联的军工体制是“举国体制”：把全国最好的科学家、工程师集中起来，通过大量公共投资，发展先进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种尖端技术涉及到国家的竞争力，所以高度保密，和民用产品隔绝。这样，军工和一般的民用工业，就形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军工越发达，占用的资金和人才就越多，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就越少，民用工业就越落后。最终，苏联的整个工业体系在军工的釜底抽薪下衰落，军工最终也成了无本之木，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军工，则和其体育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体制。政府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到私营企业订购产品的基础上。大部分军事技术都是私营企业开发的。联邦的投资，也必须通过私营企业产生效率。而这些私营企业，如波音公司，大多是军民并用。要知道，冷战中的每个尖端的军事技术，都属于极端烧钱的项目。苏美最终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意味着这些武器都没有派上用场，钱都白烧了。在苏联确实如此。因为高度保密的军工技术对民用工业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但是在美国，私营企业可以把许多军工技术迅速转为民用，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军工产业得以刺激整个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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