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2011-06-14)

早报导读

● 郑永年专栏

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的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就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性质,因此无论哪一个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性的认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一场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看来,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这很可能最终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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