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国家》 网络现实主义如何推翻了穆巴拉克？

当学生和平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能点燃大学校园里那些沉默反战的多数群体的激情吗？

巴拉克・奥巴马的年轻支持者们使用脸书和其它社交网络工具引发了一场可以真正有所改变的运动。

一个极端是所谓的“网络乌托邦者”，他们欢呼埃及的起义是“脸书革命”，强调互联网工具在引发革命中起的作用要大于活动人士的线下组织。另一个极端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乔恩・斯图尔特，弗兰克・里奇和其它一些媒体人物，他们急于驳斥互联网在起义中的角色也同样不太理智。这些批评家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埃及的社会状况上，将此次革命理解为贫穷和侵犯人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里奇认为：一些西方媒体着迷于社交媒体的新奇，对它进行详细地报道，而对长期的社会力量对埃及抗议的沉淀作用却少有报导。而其他人，那些批评把在伊朗开创抗议浪潮归功于互联网的人，则低估了社交媒体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的作用。
 
压制性的的社会现状确实能够激发人们对变革的普遍渴望；但是，一场运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非有一群非凡勇敢的活动人士迈出那重要的一步，把他们的愤怒变成公共行动。事实则是，社会运动来源于条件和勇气的结合。

这些争论有一点遗漏：它们没有考虑到最初的行动者。他们是怎么鼓起勇气迈出走向解放广场的第一步的——是互联网让他们更有胆量吗？

最近，一名开罗青年，Google的员工瓦埃勒・戈尼姆（Wael Ghonim）成了抗议运动队英雄。戈尼姆——在1月28日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到2月7日——是六个月前创建的脸书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义德”的匿名创建人，而这个页面是最初号召并组织1月25日抗议的地方。创建这个页面是为了纪念28岁的亚历山大人哈立德・萨义德。警察怀疑萨义德把警察腐败的视频传到了网上，把他从网吧里拖出来，毒打致死。一开始，这个运动只是反对警察暴行，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在线中枢，埃及的年轻人在上面分享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滥权的失望。早期活跃在“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义德”社区上的都是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博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互认识，并已组织起来对抗穆巴拉克政权为期数年，一些人还因自己的活动而坐过牢。 

“当金发起那场运动的时候，他才29岁，他鼓舞了整个美国非裔族群，”达莉亚告诉我。“当人们知道了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成功，他们意识到，在这里他们也可以做得到。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奇亚达给其他组织者散发了数千份那本漫画书的印刷版和数字版，他们从书中不仅获得了鼓舞，还学到了民权运动的坚持以及成熟的战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十万人加入了“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义德”主页，分享警察滥用权力的故事，发布鼓舞人心的YouTube视频和照片，核心组织者推动他们参与了一系列在公共场所的非暴力“静立”抗议。而这些发生在2010年6月和8月的抗议活动，没有一场吸引到数千人的参与。 

但是在突尼斯起义之后，活动人士看到金和甘地的非暴力策略在邻近国家也取得了成功，这促使戈尼姆和他的同伴们抓住了这个共同的希望。他们在1月25日号召抗议，并迅速开始散布可以下载的传单和详细的指导手册（包括如何对付催泪瓦斯的建议）。为了确保有更多人的参与，组织成员相互保证，他们每人会带至少十位没有联系的人参加抗议。他们甚至同意在事先宣传行动策略。为了更加成功地号召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埃及人加入，他们把经济问题，而非人权问题，当做示威口号。达莉亚说，“我们用他们的语言，而非互联网使用者的语言来讲话。” 

“从一开始，每件事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这个情况让人们感到安全，也更愿意参与进来。比如，有标明抗议地点的地图，有整个人群如何行动，谁应走在前排的安排，”达莉亚说。“这能让参与者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随意的，自发的动乱。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很好地规划和组织了这次行动。”对于在“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义德”页面上的绝大多数人和那些在1月25日上街的人都不是资深人权活动人士和博主而言，以网络为基础的规划十分重要。 

我们把它称作“网络现实主义”。互联网帮助像奇亚达这样的活动人士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将已经在其他地方成功过的非暴力运动进行推广，他们从失败的例子吸取经验，并在他们的活动进行时迅速改变他们的非暴力策略。 

当我问起另一位在抗议中积极活动的埃及活动人士兼博主卡马尔・塞德拉，自从运动开始以来，他和其他活动人士学到了哪些东西时，他回答说，“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这次运动将会给非暴力民众抵抗科学增添许多内容。” 

最终，活动人士们发展出一种“运动维基”(movement wiki)的模式：参与者们形成一个持续增长的网络，他们不断地将运动的模式加以重新编辑和改进。这样，他们给彼此这种感觉：他们也许正将历史朝公正的方向上改写。 

我们有必要往后退一步，思考一下这个事实：对大多数生活在压制性政权下的人来说，非暴力的公开抗议是一个荒唐可笑的概念。被殴打，监禁，折磨或者杀害（正如众多埃及人权活动人士在过去30年一直遭受的）的风险实在太可怕了。让街头抗议变成一个稍稍站得住脚的主张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参与者知道：你并不孤独——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不仅和你一样愤怒，而且和你一样有着去做些什么的渴望。而当你看到你的抗议者同伴有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们知识丰富，有着良好的组织和精心地准备），你便会相信自己的参与不会最终白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义德”页面以及突然涌现出的通过脸书私密信息、邮件列表以及谷歌文档进行的在线组织活动对首次加入运动的活动人士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当这些年轻活动人士带着他们集体的信心，以一种在埃及前所未有的规模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展示出了非暴力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只有到那时，数十万没有联系的，年长的埃及人，那些一直在默默承受着同样痛苦的埃及人，也才感觉到了行动的必要。 

一位资深反对派领袖对塞德拉说，“我们尝试了30年的事，年轻人用6天就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