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那种认为中国在最近二十至三十年内虽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但经济保持却高速发展的观点纯粹是胡扯。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
来源：globalist，2011年6月3日，http://goo.gl/IDLja
作者：J. Stapleton Roy
译者：Zhao
校对：南山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不寻常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已彻底改变了中国沿海的面貌。它现在蔓延到内陆并且确确实实地使数以亿计的人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富裕。
很多美国人和大部分的媒体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处于冻结状态，能够与其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相匹配的政治改革并未出现。这种思维，当然是无稽之谈。在中国，政治改革的规模已经很大，并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这种变化首先影响的就是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七十年代，能够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极权政治制度仍然存在。现在，在中国人民已经有了很多选择的自由，比如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旅行的自由，选择衣着的自由，选择阅读材料的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和选择受教育地点的自由。
虽然审查仍然存在，但是普通中国人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信息渠道，而社交网络和博客圈则成了能够影响政府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变化是在该国领导人的年龄和教育方面的特征。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对官员年龄有严格限制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对最高领导人也一样。虽然退休年龄限制仅在2002年的十六大以后才得到贯彻，但是，在国家、省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年龄结构已经得到了迅速和明显改变。只要这种做法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对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们比他们的前辈要年轻至少十岁。在中国，你不可能看到麦凯恩取代小布什或者克林顿。
至于领导人自身的显著特点，不仅是他们年轻，而是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中共政治局中没有一个成员受过大学教育。但在仅仅25年以后2007年，十七大选出的2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23位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并且另外两位也受过同等水平的教育。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身。从本质上讲，中共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它开始宣扬“和谐社会”，而不再是阶级斗争。中共不再自称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现在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家入党并且宣称代表所有的人民。它拥抱市场经济体制。它设立了一个有序选择最高领导人的制度。
第四个变化的方面是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因正式出访或旅游而出国的几百万人。这使得中国有了更多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讨论问题上更大的自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可以在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的基础上，对比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
虽然政府可以而且确实在监控人民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某些领域中限制信息并且残酷镇压那些未经党和政府批准的组织，但这已远不如三十年前那样普遍。这些变化不仅仅是表面文章。
避免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任何一个70年代和最近都到过中国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没有变化的部分也同样明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相对来说进展一直很慢。中国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一党专制，这种制度决定了它不允许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出现。
政府和党一直在试验给予更大的选择自由，包括在党内和在村一级的官员选择上。但是，这些改革还没有走多远，而村一级政府代表直选试验还没有从村级推广到城市和省会。
总的来说，中共决心避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犯的错误，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因松动政治缰绳太快而失去控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仍属于非现代的形式，因为它缺乏统治的合法性，而这只能由选举机制提供，这种机制能让公民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时直接表达意见。
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的区别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选举机制。缺少一个有意义的选举机制也使得中国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因为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有某种形式的直选制度，就像南非甚至伊朗一样。在20国集团中，只有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缺乏可以让市民在选择国家领导人时直接发表意见的选举机制。
代际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不足将更加明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加处理它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不稳定。同时，在考量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时，我们也不应低估未来二十年领导人换届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政改有可能会受到最高领导换届的推动。明年接班的第五代领导人将会是第一代在改革开放之后度过其大部分职业生涯的领导人。习近平，现任副主席和总书记的明显继承人，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才仅有25岁。因此，他成年后的重要经历大多发生在此期间。
李克强，2013年温家宝总理职位的继承人，比习近平还年轻两岁。在政治局内，如果现行的年龄限制得到遵守，九名常委中的七位将下台由更年轻的领导接任。同时对于政治局全部25位成员中的40%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将在11年后的2022年继任的第六代领导人对文革将不会有任何记忆，因为他们都太年轻了。这些领导人将面临着中国快速转型而产生的无休止的问题，但他们的反应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更深了解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进一步整合。
根据经验和常识，任何人都绝不会认为这些领导人会依据前任遗留下来的死硬公式来回应管理中国时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是如此的不同以往。这也是很多分析人士在评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搞错的地方。
分析人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传统的苏联政客，和他的前任们是一丘之貉。这部分是真的 – 但他同时也是自斯大林自1922年成为苏共总书记以来最年轻的苏联领导人。人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戈尔巴乔夫与那些比他年长20至25岁的领导人不同，他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稳定才能发展，变革才能稳定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我来到华盛顿加入美国政府。然后，经过多次的海外任务，我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回到华盛顿。当时很大程度上的感觉就像回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因为统治集团实在是太年轻了。
那么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政府的进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想象，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包括继续出现和成熟的中产阶级，将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强大，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压力。一如既往，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改革能否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对政治限制的任何放松都会诱发国内力量失去控制，从而导致国家难以治理。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邓小平的理论，我亲耳听过他在1981年描述，是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 – 而只有继续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才可以保证稳定。无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之后十年的情况表明，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持续的一党专政也不能确保稳定。未来的情况极有可能也仍是如此。
但是，这仍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保证持续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可以巍峨哦政治改革的道路提供借鉴。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答案是，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对系统做着显著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在中国，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很多美国人所意识到的。
总的来说，中共在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在过去30年里，美国人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即中国已经随着它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很多调整。这包括过去30年间政府主要部门每五年一次改组。一些部委被创建或取消。一些国家机构已变成半私营公司。在面对改变的态度上，中国方面与美国大相径庭。在华盛顿有这样的担忧，即我们没有能力纠正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问题正在让我们的政治体制变得僵化而失效。
2010年1月我在海南岛参加过一个会议，我非常吃惊的发现，与会的所有级别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的改变它的机构设置以应对新问题——而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机构设置可以改动，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进行这种变动的方法。
可以预见，同样的适应性，最终也会出现在政治领域。我们应该牢记，在大中华区已经另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了。在台湾有多党派的民主制度，在香港和澳门有混合型的制度——普选的和非普选的。未来几十年里这些政治制度运行的如何，将会影响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
绝大多数的中国认识到，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很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看法。这是否意味着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不会发生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亚洲其它地区，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极权政府，在30至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无一例外地让位于了代议制政府。这种情况在韩国发生了，在台湾发生了，在泰国发生了，当我是驻印尼大使时在印尼也发生了。而泰国的情况让我们也看到，这种转变可能是脆弱的和会倒退的，尤其是当选举产生不良的领导人时。而不幸的是，有时情况就是这样。
中国沿着这条道只前进了15至25年而已，这取决于你从1979年还是1993年开始计算快速增长期。我倾向于1993年，因为图表上可以清晰的看出这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快速增长的时间。
站在这些亚洲模式和与中国类似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近期内中国国内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条件仍不成熟。事实上，如果我们想看到中国产生积极的政治变化，这将更有可能是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和领导层换届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压力的结果。
不可避免的是，世界将拭目以待。
【本文改编自罗伊大使在布鲁金斯学会讨论组上的演讲，“中国治理模式的进化：中国和美国的观点”，在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发表于201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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