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迟到了。我们约好在Roast餐厅见面,那是位于巴腊鲜货市场(Borough Market)的一个典型的英国餐厅,离英国《金融时报》伦敦办公室仅5分钟路程。中午12:30,我准时到达,而后被引到一个较为安静的位置上。10分钟后,我开始紧张起来。也许福山以为我们要在办公室见面?我给英国《金融时报》前台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没有在那里等我,才松了一口气,一边喝着水,一边等待。

20分钟后,福山来了。他纤弱、瘦小,穿着一件得体的灰西装,打着领带,口中连连道歉,说他的公关人员没有意识到来餐厅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位美国作家兼学者来伦敦,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本书讲述的是古往今来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这个话题太大了,福山分了两卷来讲,第一卷的时间范围是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福山现年58岁,我认识他有些年头了。2006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为他客串讲过一系列课程。那时,他是那里的国际政策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cy Economy)教授。去年,他去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我们就放弃葡萄酒和头盘达成了一致,他选了鸡肉培根派,而我已经点了当日特供——去骨全烤小羔羊肉。

我们的谈话从刚刚爆出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捕的新闻开始。福山说:“这个故事真不可思议,不是吗?即便真如他本人回应所暗示的,是某种陷阱,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那就是不可想象的。”

菜上得很快,我埋头大吃我点的美味羔羊肉,而福山吃得很慢,边吃边思考怎么回答问题。(后来,我吃完很久以后,他面前还有食物,但当服务员过来想撤盘时,他挥挥手阻止了。)

福山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他对民主的支持,有着比以往严苛得多的前提条件。

他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维持,这恰恰是因为制约与平衡允许(制度进行)调整。你可以摆脱一个不好的领袖。”

“然后,我又想到,引入规范的维度,是因为威权国家没有认可其公民的尊严。这让我厌恶这种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是这种制度的弱点——因为人民对于受到如此待遇的怒火,会在某个时点爆发。”

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在许多方面,亚洲的政府——不仅是中国,也包括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和韩国,看上去更像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因为它们丝毫不需要向下负责。你不需要应付选民……你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一个国家,而我认为这在现阶段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话题转到中国,福山说:“中国威权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他们在毛泽东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绝不再允许任何个人对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任期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集体决策。但是,最终,那种制度也会失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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