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参加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做巡回演讲,与中国大学生做零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沟通才是生产力。

北大虽然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任何一名大学本科生成为精英的机会都不小。想到未来中国的伟大人物有可能坐在台下,听我发表对世界的看法,我就觉得十分有动力。

这一过程早在我毕业之前就开始了。后来,我也制定了走遍全中国的演讲计划。不过,作为社会活动演讲,毕竟受到社会上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去年东海撞船后,有关人士善意地提醒我,“这个时候去大学演讲对你的安全恐怕没有好处”。我虽然认为中国并不至于那么不安全,可还是不得不被迫中断。不久以后,演讲还是恢复了,特别是最近的日本地震拉近了两个地震大国的距离,使我的演讲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过,演讲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比如,我原定于5月14日在浙江大学举行的演讲,就未能成功举行。原来我和浙大方面的有关人士安排好了时间和地点,但在13日突然接到了变化的通知。因为,浙大将于5月21日迎来114年校庆,资源和人力都很紧张,所以不能在浙大演讲了。对于这样的突然变化,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但我没有放弃跟浙大学子的交流,所以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利用原定时间在浙大附近的枫林晚书店做了演讲。

作为中国人最多的大学之一,浙大还是有许多学生很支持我,并没有因为一星期以后的114年校庆而放弃听我演讲。临时决定的演讲现场爆满了,令我十分感动。浙大学子对政治很感兴趣,向我提出的问题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包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分几步走;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东亚的政治发展与儒家文化之间有哪些联系,等等。

当然,这种讨论自始至终是温和的。后来,一名朋友把在网上看到的听众博客传给我看。不论其对我的观点持什么态度,但肯定我的风格是诚恳、从容、有条理的。其实,任何听过我演讲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演讲现场还有高三学生与我交流,让我这个上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回答,大学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着高中时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我说了一句,“假如你进了大学,你或许失望,原因很复杂,但不要犬儒,真的,犬儒不如奋斗。”

我给的答案并不太重要,但是这位20天后就要高考的学生,能在这里出现,让我十分感动。她得到家长允许来听我演讲是我最大的荣誉,这比任何官员和名人的接见都重要。无论我怎么跟她交流,对她提高成绩都是没有直接作用的,她来这里听演讲只能解释为社会责任感的驱动。我在回答这位女生问题的最后,再次强调了我的一个老观点: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便集中在中国的高中。这里的学生勤奋刻苦、抱负远大、不怕困难、对社会充满理想和责任感,远远优于与他们竞争的美国同龄人。中国大学对这种资源利用得不好,实在是一种悲剧。

这就不能不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跟社会稳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某种被认为是错误或危险的思想,是否就真的会影响到稳定?我认为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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