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米奇尼克在北京

亚当•米奇尼克深感困惑。在王府井，他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座接一座的购物中心；在后海，他看到青年们穿着时髦，空气里飘荡着香气与欢乐；在颐和园，他沉醉于园林之美。

这难道不是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吗？如果不是，它一定需要民主与自由吗？生活在这样曼妙传统里，谁又需要西方？他的表情似乎在这样追问他的中国朋友。

是啊，眼前的景象与他印象中的极权或共产主义太不相同。从华沙、布拉格到莫斯科，共产主义曾分享着相似的味道、颜色与表情。色彩单调的外套、冬日空气里的煤灰味、人们漠然的表情，还有长长的队伍——人们总是在排队，为一公斤鲜鱼、一件新款式衣服、一本书，它们都是匮乏、压抑的产物。共产主义许诺了一个富足、平等、自由的社会，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现实，它声称要解放人，却把人们推向了奴役的深渊。但眼前的中国却是另一个景象，它在政治上仍高度控制，人们仍享有到物质与生活上的诸多自由。

这是2010年7月，米奇尼克因一场名为“中欧对话”的论坛而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论坛是为了中国崛起的新现实而设立。二十年来，贸易、技术、市场曾充当了中国与欧洲交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语言，而双方在思想、哲学、艺术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对话则很少发生，它也很难发生了。倘若对话的精神是跳出自身的狭隘，通过对方的眼睛来发现事物的新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官方把持着对话权，它的首要兴趣是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米奇尼克随欧洲代表团而来。在欧洲、或西方世界，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与瓦文萨、哈维尔一样，被普遍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过去20年里，他是波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选举报》的总编辑。他谈论波兰的新命运、欧盟的扩大、美国的对伊战争，他的意见被广泛的倾听。但在很大程度，他也是个日渐被忽略、被模式化的人物，他的身份被定格在冷战的晚期——一个坚定的反极权斗士。

也因此，他的到来也充满了荒诞与偶然。中国政府拒绝给予《选举报》记者签证，却让更富标志性与敏感性的他进入了中国。这可能纯粹出于无知，也可能因为他是法国前总理邀请的客人。

没人要求一个旅行者迅速理解复杂的中国，身居其中的人也常为此困惑。况且，在米奇尼克的成长中，苏联才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太过遥远。他当然意识到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对世界已经形成的民主价值观念的挑战。它早不是传统意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就像他后来说的，它是个“混杂的、半人半马的制度”，也接近于拉美式的独裁。在这个系统里，意识形态已然失效，对权力与利益的争夺才是核心。但理论与现实之间，仍有着巨大的理解鸿沟。

在北京西郊的万圣书园，米奇尼克的困惑暂时消失了。他的活力再度恢复了，或许还有某种时光倒流之感——他再度回到了团结工会的年代。他被一小群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包围，人们问他如何清算独裁者，年轻人该做什么，教会在转型中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改革如何发生……除去激动的情绪，他也觉察到一种普遍的无力感，人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压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