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

清華女生蔣方舟會有意識觀察同齡人所思所想,問他們對艾未未、李莊、薄熙來……的看法;當同學大多在體制內裝糊塗時,她在校慶時給學校潑冷水,挑戰主流價值觀。

如果你在清華大學唸書,是學生會的成員,或者加入了哪個風生水起的學生社團,也許在某個活動或者某場飯局,你會遇到一個膚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樣。她會很直接地盯著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問:同學,你怎麼看艾未未?你相信溫總理說的話嗎?你,怎麼看政治改革?

沒 有時間打腹稿。不要躲閃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這類問題,她會對你失望;當然,如果你講些陽奉陰違、不鹹不淡的說辭,她也會對你失望。你很緊 張,覺得她在觀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諱言這一點,她就在觀察你。而且是系統的、目的性很強的觀察。她自己都承認,「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沒辦法,天生 是個做作的人啊」。

這姑娘是蔣方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三的學生,出生於一九八九年末,游離在八零後和九零後的交界地帶,少年早 慧,九歲出書,十一歲出長篇小說,在進入清華大學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線,「把自己洗腦成一個應試教育最和順的對象」,覺得「上清華已經是最牛逼的事 情」。

她自己也沒想到,在大學過了三年,她已經無法不談艾未未,無法不講李莊、錢雲會,無法不關心溫家寶和薄熙來了。這個轉變發生在大學 一年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課程上。「完全是反彈。我真是被意識形態圍追堵截之後,開始找一條生路,我又不想說我聽過就算了,我想證明你是錯的,想證明你不 能這樣教下去。你不能在課上堂而皇之就來騙我。」

她覺得現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說自己目前最困惑的問題,不是中國往何處去,而是「對方會打什麼牌」。語態之成熟,儼然是混跡政論界多年的模樣。

但是身邊很多同學還「糊塗」著,或者是在「裝糊塗」。這讓她一度覺得非常非常焦慮。

「去年學校裏開始張羅百年校慶的事兒,把領導人的像一一搬出來,我就意識到,我在清華,我身邊,我周圍的同學,以後是會成為中國真正的精英階層的人。」蔣方舟說:「我開始有意識地觀察他們,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以後會成為誰。」

香港作家陳冠中的寓言小說《盛世》裏提到的那個一心要進中宣部的大學生「韋國」,也給了蔣方舟很大的啟發。她說自己身邊就有這樣的同學。她於是會更刻意地混進學生會之類的學生「官僚機構」,混進去和他們搭訕,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調查他們怎麼想,會怎麼樣」。

於是這是一幅很奇怪的圖景:一個作家的敏感成熟,一個青年的拒絕妥協,一個女生的八卦天性,奇異地組合在蔣方舟身上,她觀察同齡人,認真地得出結論,「有時候會失望,有時候會看到希望」。

許多人讓她覺得很悲哀,「他們對體制那麼順從,那麼主動地去接受,那麼不抵抗。順應各種潛規則,很輕易地去與體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這個。他明知不好,但搶到了算自己的。裝糊塗的人太多」。

「糊塗」與「明白」,是她給觀察結果劃分的座標,以這兩條座標軸劃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觀察的人分為明白的、真糊塗的、裝糊塗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塗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塗了也做不下去)等幾種。

「左 右派的政治光譜不在我的考察範圍之內」,她說,所謂糊塗與明白,「也不是按照對執政者的憤怒程度去劃分的,並不是越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種茉莉花革 命的時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樓下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拿個茉莉花茶的瓶子甩來甩去什麼的,我覺得這也是個糊塗腦子。」她又補充了一句:「還是很直 覺的判斷,是一種審美。」

「多數人其實很難劃分,他們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完全是個混沌的狀態。」蔣方舟說。

那會試圖把他們變「明白」嗎?(和她對話彷彿在地下黨接頭)

這姑娘猶豫了一下,說:「不會。」再猶豫了一下:「因為……太麻煩了……你還要去修改他們之前的設置……」然後,她哈哈地開玩笑:「我覺得這種工作讓韓寒老師去做就可以了,韓老師有一呼百應的群體性號召力。」

到此刻,你會明白她為什麼要寫那封《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了。在清華百年校慶的時刻,被許多校友稱讚,也被另外許多校友認為「非常不合適」的一盆冷水。

她寫:「清華,你好!」然後毫不客氣地說:「百年校慶快到了,逢此盛世,錦上添花的話也不缺我一個人來說,潑冷水卻是我所擅長的。」

「清 華人是可愛的,憤青少,領導多,內心大概還是有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悲壯,表現出來卻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幹部摸樣。……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 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 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 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駁,她並不太應答,「沒什麼太新鮮的」,而且,「他們的姿勢不好看」。在她看來,審美最重要,「我對姿勢有潔癖」,不管是倒地還是起飛,「拜託你的姿勢好看一點……」

她信任自己的判斷,但也會調適和修正對許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說她前半年熱衷幹的事情是,「把真相擺給一些價值觀頑固的人看,雖然他們仍不承認,依然嘴硬,但會出現大概幾十秒鐘的沉默,你可以聽到他們價值觀破碎的聲音」。後半年,她覺得自己緩和了一些。

「我 覺得人是會變的。我開始想我對人性最底線的信任是什麼——我相信人都是會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對同類有天然的、動物性的同情。」蔣方舟說:「原來很鋒利,一 定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藉口。現在我不這麼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著貼標籤,後半年,我忙著把各種標籤摘下來。當然,除了我真的很討 厭的那些人。」

變化的源頭,其實是因為愛情。這一年,二十二歲的蔣方舟第一次談戀愛了。一說起這事,這姑娘突然眉頭開了,笑得甜蜜舒展,彷彿剛剛有過的焦慮、緊繃、無奈、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沒有信任過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斷。現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這種外來的部分,原來我只活在自己的視角裏,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會對我說,那些看法其實是不太對的。」

當 然,她和男友的戀愛,還是談得相當泛政治化。她說他們之間的話題,「一半是情話,剩下的一半,都在討論公共議題」。他們大致沒有分歧,除了為微博上救狗的 事兒吵了兩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說救什麼狗啊,人都不救還救狗,我是這個派的。吵了兩天,最後我妥協了。我還是被說服了」。

「談戀愛之後,人變得積極,戾氣沒有那麼重,會發現周圍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觀察視角之外,蔣方舟又多了一重,帶著愛意的觀察。

當 然在清華大學,蔣方舟這樣的學生絕對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聞系,也只有少數人願意和老師爭論「鴻忠搶筆」之類的事情。清華新聞系有一份自己的報紙《清新時 報》,用她的話講,話題的確很小清新,「菜價漲了多少錢,哪個老師來講座」,即使老師布置課題讓大家研究,「選的也都是學校裏的事兒:留學生適應中國適應 的好不好啊。」「這裏不關心外面的事情,不關心自己以外的事兒。」

她也不能和室友談論公共事件。她和她們講艾未未、講錢雲會,她們會說:「咦……怎麼這樣啊?」然後也沒什麼。蔣方舟說:「我一直在想,她們心目中的中國可能比真正的中國還要糟糕,她們可能會覺得,哦,這種事情,也很正常嘛。她們默認中國是沒底線的。我害怕這種東西。」

蔣方舟說,清華的校園文化是溫拿(WINNER)文化。所謂溫拿,出國、進投行,連追女生也是,「溫拿泡妞法百試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 主流的蔣方舟遭遇過非主流的「泡妞絕技」:「六四泡妞法」。對方是個六四愛好者——在今天的大學校園當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開始追我,就每天給我發一 條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號,發生了什麼。六月三日,我們從公主墳走到天安門,『重走長征路』,他還帶我去找彈孔,外交公寓的牆壁上什麼的。」

當然對方沒有成功,「他以為我是一個和他一樣,很抑鬱很苦兮兮的小孩,結果發現我還挺歡樂的,很能不那麼義憤填膺。我願意知識性地去看這些事,而不是把它們變成加強你立場的東西。不能有受害者傾向,很容易你就會用敵人的方式對抗敵人,你會用謊言、欺騙。這些我不喜歡」。

對中國精英階層的觀察……當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工作,絕非在學生會吃幾頓飯就能完成的,蔣方舟明年畢業,她還沒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該幹什麼。

給清華寫信,亮出底牌

「給清華寫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說:「我無法退回去做一個作家,現行的體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對社會、對人、對動物,整個體系都不正常。我無法寫一個人性正常、價值觀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況,作家不關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觀者還是參與者,我說不好,不會參與太多,但我一定會『在場』。」

在蔣方舟時而調侃、時而撒嬌,又時而被一種超出她年紀的成熟冷靜附體的時候,你會認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對她「精英同學們」的期待。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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