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6月15日 12 版）
贝尔城是美国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它的面积在美国1257个城市中排名1245，人均收入是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地区的倒数第一。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这里仅有的35000名居民中，超过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但在过去的一年，洛杉矶市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却一跃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城市。
引发这一变化的是两名记者。在持续至今的系列报道中，来自《洛杉矶时报》的杰夫·戈特利布和鲁本·维夫斯揭露了隐藏在贝尔城的腐败硕鼠：在这个洛杉矶最穷的县，公务员的工资却是全国最高；其中，县政府“一把手”的年薪超过150万美元，“相当于奥巴马总统4年的工资总和”。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加利福尼亚州司法总长评价说。
这些爆炸性的消息引燃了当地居民压抑许久的怒火：涉案官员和议员被迫辞职，并遭到起诉和逮捕。消息也给原本死水一潭的城市带来了改革的动力：被丑闻惊醒的市民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投票、监督政府，甚至直接报名参选市长。
在前不久结束的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的评选中，评委会也将最重头的“优秀公众服务奖”授予了《洛杉矶时报》，以表彰贝尔城腐败丑闻系列报道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两位记者关于贝尔城的报道，是新闻在公众服务方面最有价值的例子。”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的执行官西格·吉斯勒说，“在他们的推动下，贝尔城的腐败官员受到了惩罚，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也开始变得更为密切。”
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
这场腐败丑闻露出马脚，完全出于一场偶然。
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
2010年夏天，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各级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当年7月，因为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款，洛杉矶市下属的梅伍德县政府宣布破产，他们解雇了全体公务员，并且把自己的管理工作都外包给了自己的邻居——贝尔城。
《洛杉矶时报》记者戈特利布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当时，自己和同事维夫斯一起被报社派去跟踪这个“大消息”，谁也没有想到，两人最后却在看起来毫无异状的贝尔城，发现了一起更加惊人的丑闻。
到达梅伍德市之后，戈特利布很快听说，司法部门正在对这里的财政状况进行调查。他马上打电话给洛杉矶市的地方司法官员进行确认：“你们在调查梅伍德吗？”
“没有这回事。”这位官员立刻否认说。
戈特利布失望地结束了对话。不过，在挂掉电话之前，他又随口多问了一句：“那么，你们在调查贝尔城吗？”
“没错，我们正在对贝尔城议会薪酬过高的问题展开调查。”电话那头的司法官员说。这位官员解释说，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规定，兼职议员的年薪应当是8000美元，但在贝尔城，议员们的收入已经接近10万美元了。
戈特利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更有价值的新闻。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经在多年前揭露过洛杉矶地区另一个县的腐败丑闻，当时，那里的官员入住豪华酒店，在高档饭店里大快朵颐，用能想象得到的各种方式挥霍公款。而在新闻报道曝光之后，一位官员因此锒铛入狱。
“好吧，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戈特利布在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就敢肯定，贝尔城的故事肯定不止高工资那么简单。”
两位记者很快赶到了贝尔城，希望调查几位官员的雇佣合同。在这座小城，政府组成就像一个企业：公民直接选举出5位议员组成议会，其中包括一位市长，议会相当于“董事会”，市长相当于“董事长”，而他们则通过签署合同，雇佣一名“城市经理”、一名城市经理助理及一名警察局长，负责管理城市的主要事务。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贝尔城的官员并没有立刻提供这些信息。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只好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们按照《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信息使用权法》的规定，向市政府秘书员再一次提出书面申请，查询城市经理和其他官员的雇佣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资料属于“公共信息”，任何公民都有权了解。
因为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秘书员同意了他们的申请。不过，他们需要等待10天，并且向政府支付1美元的“复印费”。
在等待的时间里，两位记者每天都给秘书员打一个电话，询问资料进展到了哪一步。大多数时候，电话那头只是重复同样的字句：政府正在处理他们的要求，请耐心等待。还有几次，秘书员甚至根本不愿意接听他们的电话。
最后，戈特利布不得不摆出了强硬的姿态：“如果拿不到资料，我们就会直接起诉市政府。”
9天后，两位记者终于接到了来自市政府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城市经理罗伯特·瑞兹希望跟他们聊一聊。
随后，电话被转交给了瑞兹。“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想要的资料。”这位贝尔城的高级官员说，“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坐下来谈谈。”
戈特利布说，事情的发展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官员一定会和我们见面的。”在回复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写道，“如果一位官员避不见面，那每个人都知道，他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70万美元？我的上帝！
7月10日，两位记者和贝尔城的管理者们进行了一次有点古怪的会谈：城市经理带着一群随从，几乎涵盖了整个“领导班子”，包括经理助理、警察局长、市议员，还有两名律师。
“他大概想‘震’住我们俩吧。”戈特利布事后回忆说，“这实在太愚蠢了，想吓倒一个记者，哪有这么容易。”
会议开始后，双方围坐在一张圆形的桌子周围。戈特利布的右手边是同事维夫斯，再右边则是官员们带来的一摞厚厚的材料。不过，对于两位记者而言，这已经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了。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没有花时间翻阅资料，就直接把问题抛向了对面的官员们。戈特利布把目光转向瑞兹，直截了当地问：“你的工资是多少钱？”
“他不会拒绝回答的。”戈特利布事后解释说，“即使他不回答，我们依然能够从合同中推算出答案。何况，在这里，官员的收入本来就是允许查阅的公共信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瑞兹没有生气，也没有表现出紧张的表情。他咳嗽了一下，回答说：“每年70万美元。”
戈特利布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听错了”：“他是不是想说，他每个月的工资是7000美元？或者一周的工资是7000美元？”
事实上，根据他和维夫斯之前获得的信息，瑞兹的年薪是40万美元——这已经足够惊人了。毕竟，即使身为全美国最高级别的公务员，奥巴马总统的年薪也没有超过40万美元。
于是，带着不可置信的神情，戈特利布又重复了一遍：“你说多少钱？”
“70万美元。”瑞兹说。
戈特利布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坐在一旁的维夫斯忍不住了。当时，这个31岁的年轻记者脱口而出惊呼道：“我的上帝！”
但在他们对面，城市经理瑞兹却一点也没觉得自己的工资有什么不妥。按照合同的规定，他每连任一次城市经理，工资就会增长12%。在过去的17年里，他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工资也增长了近7倍。
“这个数字是市议会对我以往工作的认可。”瑞兹说。他的助手、助理城市经理斯帕恰立刻补充说：“没错，我们的工资和我们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贝尔城的市长奥斯卡·赫尔南德斯也提醒两位记者注意官员们的“政绩”。“我们的城市是地区最好的城市之一，我们的街道更加干净，我们有美丽的公园，贯穿整个地区的公共照明系统。”赫尔南德斯说，“这些完全是因为城市经理有这样的愿景，并且推动它们的发生。”
“市民们花钱买到了值得的服务。”这位市长说。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没有作出评论，他们继续追问在座每个人的工资：警察局长的年收入是45.7万美元，助理城市经理的工资是35万美元。市议会的5位议员中，除了一位刚入职，其他人的年薪也都超过10万美元。
戈特利布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好新闻。但怒火也在他的体内蔓延：“在我做过的所有报道中，这是让我最愤怒的一次。”
哪个公务员值78万美元？
在4个小时的谈话中，两位记者的提问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也没有一位官员或议员请求他们“笔下留情”。
“他们大概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戈特利布说。
不过，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他们表现得并不足够“老实”。贝尔城的市议员大多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只有每周三晚上，才需要在议会会议上参与一些投票表决。这份兼职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收入可以达到每年10万美元。
“在平常正式的工作里，你们能挣这么多钱吗？”戈特利布问。
市长赫尔南德斯迅速接过话头：“当然可以。”
戈特利布相信他在说谎。事实上，整个贝尔城的人均年收入是2.48万美元，而这里养老金的标准，每个月甚至只有400美元。
幸好另一位议员路易斯·奥特加说了实话，这个中年男人的本职工作是教堂的牧师。“坦白讲，我的工资没有这么高。”奥特加说。
“那你第一次拿到市议员的工资条是什么感觉？”戈特利布追问。
奥特加笑了：“我觉得，上帝终于听到了我的祈祷，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不，你的这句话才是上帝的礼物。”戈特利布回忆，自己当时在心里默念，“它会是我报道中一条漂亮的引语。”
会谈结束的时候，官员和记者们收拾文件，准备离开。戈特利布半开玩笑地对瑞兹说：“我敢打赌，你肯定是洛杉矶地区工资最高的城市经理。”
瑞兹毫不谦虚地笑着回答：“我保证，你说得没错。”
在走出会议室，与这位城市经理告别之后，戈特利布扭头对维夫斯说：“我敢打赌，在加利福尼亚州，瑞兹也是工资最高的城市经理。”
维夫斯笑着接过话头：“我敢打赌，在全美国也是一样。”
当天晚上，戈特利布开始研究市政府提供的资料。他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了计算，最后发现，瑞兹的年薪超过78万美元，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高。
为了防止出错，戈特利布把合同推到维夫斯的面前：“你来算算，他的工资是多少钱。”维夫斯算了一遍，答案同样是78万美元。
戈特利布再次给瑞兹打了电话。“我们发现你的工资是78.7万美元，而不是70万美元。”戈特利布说，“我想问，我算错了吗？”
“恩……差不多。”瑞兹在电话的另一头回答。
7月15日，两位记者关于贝尔城的报道《一个城市经理值78万美元吗？》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头版头条。为了配合这篇爆炸性的消息，当天的报纸头版一改往日的风格，用一张曲线图展示了瑞兹工资增长的情况，看起来就像股票市场的走势图。
“我们其实很难判断，他是不是全国工资最高的城市经理。”戈特利布说，“我们希望能指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很快，这条消息在洛杉矶乃至整个美国爆炸式地蔓延开来。
我为你们感到耻辱！
尽管戈特利布和维夫斯早就确定，这是一篇“重要的新闻”，但报道刊发后引发的回响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两位记者的邮箱很快被读者来信塞满，有人夸他们“干得漂亮”，另一些人则邀请他们前往自己的家乡展开调查，看当地的政府是否存在腐败问题。
而在贝尔城，这条消息引发了民众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市民们冲向议会高呼抗议口号的画面被全美国的媒体广为转播，很快，以往少有人关注的贝尔城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洛杉矶地方检察官斯蒂夫·库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说，贝尔城腐败案是一场“规模离奇的丑闻”。而州司法总长杰瑞·布朗说，尽管法律并没有限制公务员的收入，但如果他们的薪酬来自公共基金，那就已经走到了“道德的边缘”。
“我们会详细检查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看贝尔城是否存在违法的问题。”布朗说。
7月21日晚上，在新一次的议会会议上，饱受压力的城市经理、警察局长和助理城市经理三人向议会递交了辞呈。会议结束后，这一消息被工作人员传递给了等在会议室外的人们。
等了几个小时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不过，当他们高声询问三人是否会受到进一步处理时，前来宣布信息的工作人员却无法提供让他们满意的答复。
“撤职！撤职！”愤怒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怒吼。一位激动的女士高声喊道：“我为你们感到耻辱！你们所有人！”
“让他们离开只是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这位工作人员努力抵挡着市民们的辱骂，“我们需要维系整座城市的正常运转。”
但愤怒的情绪依然在整个会场挥之不去。市民七嘴八舌地向蜂拥而至的记者抱怨官员们荒谬的言论：“他们觉得那么高的工资很正常。这怎么会正常？”
不过，当戈特利布和维夫斯出现时，现场的情绪却发生了转变。人们围住两位记者，拍着他们的肩膀，请求他们签名。一位中年妇女甚至冲上前，抱住维夫斯，一边亲吻他的脸颊，一边不停道谢。
我以为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但那只是魔鬼设下的陷阱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的关于贝尔城丑闻的报道就像在这座小城凿开了一个漏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故事从这里源源不绝地流淌出来。
在瑞兹递交辞职申请之后，两位记者拿到了市议会的会议记录和财务记录。根据这些资料，他们发现，瑞兹的报酬远不止他自己所说的78万美元。
“他的实际收入是150万美元。”戈特利布说，“比他自己声称的数字又高了一倍。”
这些资料同时显示，这位城市经理拥有几乎让所有人艳羡的幸福生活：每年超过3个月的带薪休假、一个月的病假，此外，贝尔城政府还会向他的养老金账户补贴7万美元。
2010年7月21日，在《洛杉矶时报》第一篇报道刊出一星期后，贝尔城的议员们全票通过决议，将自己的工资降低90%，达到与刚入职公务员相同的每月673美元。而一直坚持“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市长赫尔南德斯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当天的会议上，他为自己过高的收入向全体议员道歉。
8月24日，贝尔城的社区组织征集了超过16000位市民的签名，他们以“够了”作为战斗口号，要求市议会罢免议员，重新选举。
人们同时发现，官员和议员们的高工资其实是由普通市民的税收供养。一位参与调查的律师发布报告称，过去的10年内，贝尔城非法提高了运营执照税和用于补充养老金的“退休税”，其总额高达290万美元。
“看起来，那些官员们希望我们破产。”一家超市的店主说。
曾经被压制的丑闻正在一一浮出水面。一位常年定期参加议会会议的贝尔城市民回忆说，最早的时候，人们会在开会时提出一些问题，但官员们总会直接掐断民众的提问，并且用官腔笼统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正在处理中”。后来，人们就很少出席这样的会议了。
甚至两年前，这位市民曾经就瑞兹的工资问题在议会上公开质询，但却受到了议员们的嘲笑，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人们终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9月15日，加州司法总长杰瑞·布朗签署了对贝尔城“全套班子”的诉状，包括城市经理、经理助理、警察局长及5位市议员，他们被指控隐瞒自己的工资收入，以及挪用公款中饱私囊。一个星期后，这些腐败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一戴上手铐，押送离开。
本职工作是教堂牧师的路易斯·奥特加是被捕的议员之一。在此之前，他曾经觉得自己不可想象的高工资是“上帝的礼物”，但这一回，面对记者，他一脸黯然地说：“我以为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但事实上，那是魔鬼设下的陷阱。”
对腐败的愤怒将我推入了政坛
当贝尔城市政府在丑闻的打击下几近瘫痪时，一些变化也同时发生在这个洛杉矶最贫困的小县城里。
8月16日，丑闻缠身的贝尔市议会迈出了恢复正常的第一步。会议聘请佩德罗·卡里略作为临时城市经理。按照新签署的合同规定，卡里略的年薪是17.5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任的1/10。
但即便如此，这位谨慎的“临时官员”依旧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任何额外的收入，也不享受养老金补贴。
3个多月后，卡里略在贝尔城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贴出了一份“上任100天”的述职报告。在这份长达7页的报告中，他详细列举了临时政府的每一项工作，其中包括一个庞大的退税计划。
因为前任政府擅自提高税率所得税款被认定为“非法募集资金”，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已经下令，贝尔城市政府将向全体市民返还自2007年以来收集的税款，共计290万美元。
“我们在推动着城市管理向更加透明的方向转变。”在报告中，卡里略写道，“希望通过这一转变，我们能恢复贝尔城的财力，重塑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另一些变化来自那些原本不谈政事的市民。2011年3月8日，贝尔城的居民们迎来了丑闻过后的第一场选举。在此之前，市长和议员的人选大多被城市经理瑞兹操纵，甚至提前内定。
阿里·萨利赫是一家家庭制衣厂的小老板。2009年，他曾经填写报名表，希望参选贝尔城市长职位，但很快，他就接到了瑞兹的电话。
“你不会有机会的。”这位城市经理在电话中说。萨利赫坚持，对方带着“恐吓的语气”。
萨利赫在当年的竞选中败给了瑞兹委托的候选人。这一回，当他再一次报名参选时，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完全不同了。
18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居民报名参加了这次备受瞩目的换届选举，其中一位是常年帮可口可乐公司跑运输的卡车司机。看着台下拥挤的人群，这位中年男人承认自己有点紧张：“好多话憋在心里，就是说不出来。”
另一位退休的烤面包师丹尼·哈勃也申请成为候选人。“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这样的事。”哈勃说，“我想，是对腐败的愤怒将我推入了政坛。”
准备投票的市民塞满了市政大厅，有穿着T恤的年轻人，有身材发福的家庭主妇，还有些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来的老人。
人们以前所未有的专注聆听着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一位只会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移民听不懂英文的演说，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她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断跳跃，向台上的候选人带着哭腔高喊：“我们也在这儿！”
这样喧嚣热闹的场面让人们很难相信，这里的人们一度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在两年前的选举中，全县9395个注册选民，最后参加投票的只有2000人。
真正的胜利者是贝尔城那些获得解放的人们
贝尔城的故事也给《洛杉矶时报》以及两位记者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2011年4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揭晓第95届普利策奖评选结果，《洛杉矶时报》关于贝尔城的系列报道获得“优秀公众服务奖”。
作为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的评审一直强调，新闻应当“为公众服务”，因此“优秀公众服务奖”也是整个评选中最为重要的奖项。在获奖公告中，评委会评价说，贝尔城系列报道“推动有关官员被起诉、逮捕，也推动了整个贝尔城的变革”。
洛杉矶时报社因此获得了一块金质奖牌，而戈特利布和维夫斯也成了当天报社内的明星。两位记者和同事们在办公室里开了一瓶香槟，庆祝这个“难得的荣誉”。
31岁的维夫斯曾是一名来自危地马拉的非法移民，直到高中毕业之后，他才获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他为《洛杉矶时报》送过报纸，当过记者的西班牙语翻译，直到3年前，他才真正成为一名记者。
在办公室的庆祝活动上，维夫斯举着酒瓶的手有些颤抖。“公众服务是每个记者每天都在努力的事情。在贝尔城，我和戈特利布，以及时报的其他同事们一起做到了。”维夫斯说，“我们给一座小城市以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这就是报纸做的事情。”
戈特利布坚持，相比于获得自己的普利策奖，真正的胜利者其实是“贝尔城那些获得解放的人们”：“他们摆脱了压迫政府，并且拥有了一个真正的议会。”话音刚落，围绕着他的同事们立刻欢呼起来。
在两位记者获奖后两天，在贝尔城，新当选的管理者们已经开始努力推动政府摆脱丑闻，步入正轨。从4月20日晚持续至21日凌晨的一场漫长的会议中，市议会接受了市检察官的辞职申请，废止了一项耗资巨大的养老金计划，驳回了上一任政府签发的十几项法律声明，并且宣布，从今以后市政府的任何支出都需要经由议会的批准才能执行。
代理城市经理佩德罗·卡里略在会议结束后盛赞：“这是我们之前从未想过的场面，令人耳目一新。”
人们开始充满耐心地关注政府的举动。凌晨3点半，会议结束时，旁听席上还有两位普通市民留在那里。一位25岁的年轻人说，他希望看到议会如何解决贝尔城的城市事务：“他们通宵达旦地工作，这真令人感到鼓舞。”
新当选的副市长丹尼·哈勃说，整座城市“变得更加透明”，“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至于获奖的两位记者，戈特利布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自己获奖之后的计划是“继续做一个好记者”。
“我们仍然在关注贝尔城。”戈特利布说，“这里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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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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