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前一段有则新闻,有瓜农种了几十亩西瓜,但西瓜还没成熟就开始炸裂,有的炸得像朵花,成了“瓜肉炸弹”,不知情还以为研究什么新式武器。有专家说是因为天热,也有的说是瓜农用的膨大剂在作怪,这种东西可以使西瓜变大,但也可以危害人的神经系统,造成儿童脑炎、痴呆等。

显然后一种解释比较靠谱,我从五岁开始在瓜园看瓜,从没见过什么瓜被老天爷热得自寻短见的。那时候瓜田多在河边,农家肥、阳光、水这三样东西是瓜地三宝,从没用过高科技,想吃瓜的时候摘起一个砸开就吃。但现在这种“小农经济”已经被摒弃了,专门给别人种瓜才叫市场经济。

第一次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在十年前。1999年我大学毕业,学生们正前途不明、凄惶无地的时候,质监部门到学校检查,从仓库里翻出成吨的腐烂猪肉。但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家对吃的东西还算放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简直是一夜之间,好像从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吧,食品开始成为人们的恶梦:仅最近几个月,地沟油、假葡萄酒、瘦肉精、染色馒头、毒生姜、牛肉 膏、毒豆芽、染色豆瓣、绝育黄瓜、毒血旺,只要我们日常生活里吃的,几乎无一幸免。每个人都成了五毒教的教徒,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有 人疯狂,有人抓狂。

这情景很让人毛骨悚然,用温总理他老人家的话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用我的话说,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一个社会体系的深刻崩盘。

跟学者十年砍柴聊这个问题时,他用“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他说,为什么孙二娘可以卖人肉包子,搞黑店,祸害过往旅客,而武大郎卖的炊饼就童叟无欺, 货真价实呢?这是因为武大郎身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生活的整个世界就是街坊邻居、士绅佃户,那里是他一辈子的生存之所,如果炊饼里掺了假,他就会被逐出那 个熟人社会,而他离开那个小社会,就很难生存。武大郎卖假货的风险实在太大,他犯不着;而孙二娘的店开在荒村野岭,那个地方不归熟人社会管辖,孙二娘卖人 肉包子不会伤害家乡人的利益,所以她可以卖人肉包子。

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地解释一些现象也未尝不可。随着社会革命的前进,中国的士绅体系和熟人社会基本被摧毁殆尽,附着在那套体系上的道德也找不到地 方挂靠,成了孤魂,终至星散飘零。不靠道德管理社会,就要靠法治来管理,但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法治天下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存在巨 大漏洞,监督权力的法律尤其一塌糊涂,成为社会的短板和命门。这下问题就严重了。

社会流动越来越大,老百姓做着发财梦走进城里,从本已薄弱的熟人社会到了陌生人社会,从事卖菜、卖馒头、卖肉等行业,这意味着约束他的将主要不是道德,而 是法律。但当他发现,官员可以贪污,领导可以作弊,城管可以打人,医院可以暴利,上小学必须赞助,警察正在强拆,法院不主持正义,媒体还没法监督,很多有 权力的地方和人,都在以侵害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作恶的成本很低,作恶的回报很高。试想一下,制造食品和贩卖食品的人,这些底层的提供商,会本能地怎么 选择?

顺理成章地,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又从陌生人社会进化到了敌人社会。人人都是别人的敌人,他人即是地狱,每个人都倾向于伤害别人,以保护自己,到最后却发现,这种伤害从别人反馈到了自己身上。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道德滑坡只是表象,道德滑坡的背后是腐败问题,而几乎所有问题到最后,又都是体制问题。

三聚氰胺为例,当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本可以成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次大清算,如果能够让民间索赔、行业自律和媒体监督充分发展,三聚氰胺的彻底解决很 有希望。但令人愤怒又惋惜的是,政府部门整治一番之后,宣布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为了大局稳定,此事到此为止,受害的消费者不准追索,为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 被入罪,媒体被噤声,于是,这个世界清静了。但很快,三聚氰胺又此起彼伏,狠狠地扇着有关部门的耳光。以此为契机,建立完善的惩罚赔偿机制的梦想破灭,这 以后,就喷涌出了现在的有毒食品狂潮。

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社会体系处处都是因果报应,武大郎一心卖健康炊饼,但如果被西门庆鸠占鹊巢的冤屈得不到伸张,谁敢保证有一天他的炊饼里不会放进老鼠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别人强拆了你的房子,你强拆了别人的胃。”就这么现世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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