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

—-民主的模式与中国的矛盾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1 6: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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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着这么个说法:北京人说他风沙多,内蒙人就笑了;台湾人说想独立,全国人民都笑了。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有人说民主是普选,邓小平笑了。

1,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吗?

1987年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可见,当有人说民主是普选时,邓小平的笑,在民主时间表的意义上是否定的一笑,但在普选民主的意义上却是肯定的一笑。为什么“民主是普选”会博得邓小平肯定的一笑?因为邓小平是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如果多数中国人也一致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普选”,那中国的问题就少了好多对抗。邓小平能从容地谈民主,能对普选报以肯定的一笑,那是因为邓小平是在谈一党民主,而一党民主并没有排斥普选,一党民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普选民主的本质。俞可平说“民主有特殊性,但不能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见“南方网”,2011-5-18,另参见《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特殊性可能没有否定普遍性,可中国的问题是一种特殊性否定了另一种特殊性。新加坡也类似,新加坡就有普选,而且搞得有声有色,号称“优质民主”。如果“民主的本质是普选”,中国人应该乐于认同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可事实是,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反感新加坡的普选民主。这只能说明,有人认为民主的本质不是普选,肯定有比普选更本质的东西,否则这些人就是既反感新加坡、又肯定民主是普选,逻辑上说不通。

2,从民主的层次理解民主的本质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民主是多数表决,但民主又有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之分。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谁能投票”,二是“谁被投票”。古希腊的民主,自由民和贵族才有权投票和被投票,即便是近代的美国民主,穷人、女人、黑奴也都无权投票和被投票。到了现代,“谁能投票”和“谁被投票”在形式上都平等化了,“谁能投票”上的平等就是普选。但是,“谁被投票”上的形式平等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独特现象。在现代,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区别,就在于“谁被投票”方面的不同。在西方,“被投票”的是多党,而且是有自由舆论形式保障的多党。

所以,民主的本质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广义的民主,第二层是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第三层是现代西方民主和现代非西方民主。第一层是普遍,第二层是特殊,第三层是更特殊。总的结论是:民主的本质是多数表决,古典民主的本质是有限选举,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现代西方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现代非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这种层次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多数表决;

古典民主:有限选举;

现代民主:普选;

现代西方民主: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

现代非西方民主:非自由或非多党的普选。

一般人所说的“假民主”,当然不是指假的“民主”,而是指假的“西方民主”,是拿现代西方民主为衡量标准的判断结果。真假或是非判断只是第一种类型的判断,第二种类型的判断是好坏的判断。这里,区别三个层次的判断和两种类型的判断很重要。按照这个清楚的逻辑,当有人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我们就知道,新加坡民主确实是有“多数表决”的民主(第一层次),也是有“普选”的现代民主(第二层次),但却不是有“自由舆论的多党竞选”的西方民主(第三层次),而只是“非自由多党竞选”的非西方民主。只有把三个层次的是非判断弄清楚,好坏判断才能避免混乱。

新加坡是通过控制“自由舆论”来控制“谁被投票”的。新加坡有多党竞选,但新加坡对自由舆论的控制是人所皆知的,它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控制都很严。新加坡的结社自由实际上是注册自由,不是完整意义的结社自由。因为结社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是注册自由,二是行动自由,三是新闻自由。新加坡自由注册下来的政治团体,并没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新闻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加坡民主称为“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现在我们清楚了,“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其实指的是“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自由的多党民主”,这里的“优质”是一种东方式的“政治结果”观点,不是一种西方式的“政治过程”观点。难怪这种观点会引起混乱和争论。

非西方民主除了有新加坡的“非自由的多党竞选”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多党自由控制更严的“非多党的普选”模式,这就是邓小平所讨论的模式。现在我们也清楚了,“民主的本质是普选”指的是“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第二层次)。

所以,只看民主的普遍性,只看民主的普遍本质,就会模糊了对三个层次的民主本质的认识。喜欢谈“民主的普遍性”或“民主的特殊性”都可能是有目的的,用普选民主对抗西方民主的政治含义也是明显的。在新加坡,这种对抗是“多党普选民主”与西方“多党自由民主”的对抗;在中国,这种对抗是“普选民主”与西方“多党民主”的对抗。可见,郑永年的“优质民主论”掩盖了太多的东西,俞可平的“不能以民主特殊性否定民主普遍性”也掩盖了太多的东西。

根本的一条是,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现象(儒家民主是意淫)。西化论者的问题是脱离民主的背景谈民主本体的普效性,反西化论者的问题是脱离历史对民主的三层次规定而谈民主概念。所以,西化论者认为民主普遍有效,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反西化论者则只从西方民主中抽象出“多数表决”和“普选”等非实质的方面(“谁被选”的平等才更本质),以对抗“多党自由竞选”的西方特色。结果,西化论者和反西化论者都在叫民主,可叫的却是非常不同的民主。本文的“民主三层次论”针对的就是民主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混乱。

人类政治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西方“有自由的多党民主”行得通,新加坡“无自由的多党民主”也行得通。在新加坡,控制“多党自由”使“投票表决”和“平等投票”的区别不重要;在西方,享有“多党自由”竟然使“投票表决”和“平等投票”的区别也不重要。因为,在新加坡,投不投票结果都已经基本定了;在西方,投不投票结果也都差不多。在新加坡,强制投票使选举权出现了负价值;在西方,一票对选举结果的低影响也使选举权接近于零价值。两者都表明,政治的主题永远都在控制“谁被选”上,人类政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其次才是官民政治。当然,精英政治不是我所主张的,而是我所观察到的。

没有自由不行,有了自由而自由本身带来的价值太低也不行。所以,民主出现了三种模式:一是西方的“多党自由民主”,二是新加坡的“非自由多党民主”(俄罗斯也类似),三是可能出现在中国的“非多党普选民主”(还有越南)。我这里不讨论哪一种民主更好,读者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我的任务是摆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事实层面的混乱太严重。

3,民权普选重要还是多党竞选重要?

把概念上的“是非真假”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接着讨论现实中的“是非真假”。 所谓“现实的是非”,指的是哪个是现实,哪个不是现实,或哪个是更大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是非问题,涉及的是“民权普选重要还是多党竞选重要”,即“民权制约官权”与“一党还是多党”哪个重要。

这里的讨论,最关键的是把主体搞清楚,要明确的是在说“谁”。我首先要把我自己排除出去,也就是说,我要告诉读者的不是我本人的好恶,我要告诉读者的是我观察到的中国人的好恶。显然,我自己不是没有价值理性,我只是认为自己的价值主张不重要,分析别人的行为和价值才重要,这才是冷酷实证的本意。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重要,就会犯规范冲动的错误。

我的观察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民权普选”或“民权制约官权”最重要,少数人认为“一党还是多党”最重要,中国政府则认为:“一党还是多党”最致命、也最重要,“民权制约官权”很麻烦、很重要,“民权普选”有麻烦、也重要。

把这三种主体区别开,轻重缓急的分析就清楚多了。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是明显的三大层次:夺权,争权,争利。在政府看来,夺权是绝对不准的,争权是能拖就拖的,争利则是可以商量的。从多数老百姓的角度看,争利是第一位的,争权则是多数知识精英的事,夺权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所以,当有人说“没有人权,民主只能是空想”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人权”指的是“自由多党的人权”还是“非自由多党的人权”。

在西方,“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第一规范要义,“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却是民主的第一实证要义。到了中国,西方民主的规范要义和实证要义都只是观念,所以在现实政治中,这方面的冲突只是观念冲突,争权夺权的现实冲突很少发生。既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很难在争权夺权上取得进展,争利进而争权便成了可操作的共识,也是符合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共识。

中国的知识精英也许把普选民主当作过渡策略,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民权普选”不是要害,“多党竞选”才是要害。因为,“民权”是“党权”让多少的问题,“多党”是“党权”有还是没有的问题;“民权”是“具体利益”问题,“多党”是“整体制度”问题;“民权”对应的是改善生活和局部制度,“多党”对应的是改变政权垄断和整体制度。

在一般情况下,“普选民主”是“西方民主”的过渡;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选民主”也许会是“西方民主”的坟墓。对清醒的多党民主派来说,一党民主越成功,他们就越失败,因为过渡策略也可能是自毁的策略,普选民主完全有可能使民心更加安定、执政党更加巩固。

中国的普选民主也许会压倒多党民主,因为中国多数老百姓很现实,认民权的具体利益,不计较多党竞争的原则。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灵活的。如此,“现代民主的本质是普选”确实可以是中国“非多党普选民主”的现实选择,“非多党普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原则不一致,但多数中国人不认死理,也可能很符合民情。

事情完全可能是这样:大多数中国人要的是民权,少数知识精英要的是政权;结果,中国政治的主要现实矛盾是官民矛盾,中国政治的主要观念矛盾是“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但由于少数知识精英的能量,观念矛盾完全可能压倒现实矛盾。

从一种“多数老百姓立场”的现实出发,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背后有太多的“官本位”和“人情关系”文化);中国的民主是“非多党普选民主”,不可能是西方的“多党自由民主”。从另一种现实出发,当我说“多党民主才是主要矛盾”时,我是说,中国政府和少数知识精英都知道,官民矛盾和普选民主不是政治斗争的要害。官民矛盾只是“官僚行政”问题,普选民主只是“一党控制程度”问题,而政治斗争的要害是多党问题。

显而易见,“人民”认的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而“人民之外”的人们则认为,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本质问题。

4,结论:多层次多主体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分析民主的本质时要区分民主的三个层次,在民主模式上要区别东西方的三种民主模式,在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时要区分出三种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差别见“不腐败才要亡党?”和“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两文,本文不再论及)。因此,谈民主的本质要看民主的层次,谈民主的模式要看民主的本质,谈中国的矛盾要看中国的不同政治主体。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点击这里查看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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