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旁 .許知遠
沉溺對現實的調侃、抱怨與憂慮,將無法使它轉化成更深入的思考、更具體的行動。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幾個黑臉的漢子正一頭扎進湖水,他們把一截截藕塞進污泥,他們在種荷花。

他們喜笑顏開、身材勻稱,說著我半懂的南京話。玄武湖旁的茶館清靜無人,我一個人呆坐著,不知為何,突然想起《老殘遊記》。或許因為老殘的遊歷是從濟南的大名湖開始,它也荷葉豐盛。

那是一九零三年的中國,是舊秩序瓦解之際。這舊秩序不僅是政治的,經由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一八九八年的夭折的維新、一九零零年的拳亂,滿清政權正岌岌可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它更是文化與社會心理上的危機,中國人失魂落魄,他不僅相信自己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失敗,也開始對來自西方的一切東西頂禮膜拜。

中國是一艘龐大的破船,不斷的下沉,但誰也不知道如何補救。這是老殘喜歡的比喻,他要觀察、記錄下船沉前的百態人生。

是不是又到了《老殘遊記》的時刻?它也是催生吳沃堯與李寶嘉的時代?十年的冤獄、全家自焚、偷情的貪官、炫富的情婦、冷血的鋼琴師、嗜血的網民、追尾的列車,「怪現狀」與「現形記」層出不窮,是與非、黑與白,都不那麼清晰。

在南京的朋友們的餐桌上,照例是政治、色情笑話,層出不窮的抱怨。從中國經濟何時崩潰到最近一期的「非誠勿擾」,從重慶的紅歌到江西的爆炸案,還有對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單的猜測。比起南京板鴨,它們是更好的下酒菜。它們表達憤怒,發洩不滿,自我排解,似乎現實越無力,我們在語言上就越肆無忌憚。

該怎麼理解這一切?現狀真的令人深感絕望嗎?這可不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它不僅沒有民族危機,還空前強大。紫禁城面對著各省的士紳們的請願束手無策,而如今誰又敢公開挑戰中南海?但你卻又感到了同樣多的相似。這也是個意義與價值崩潰的時刻,是道德與倫理破產的時刻,所有匪夷之事都浮現出來了。

距離北京的喧鬧的奧運會已過去了三年,你感覺得到整個國家情緒的戲劇性轉變。那股盲目的自豪與信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滿與躁動,而在過去的半年中,這不滿越來越轉變成憤怒與暴力化的衝動。人們似乎終於意識到,那個標榜給他們帶來民族自尊的政權更是一個掠奪成性的政權。從前,人們迴避談政治,如今卻不得不談政治。

人們同時覺得停滯與躁動不安。一些人覺得現狀會長得沒有盡頭,另一些人則覺得未來即將浮現,它可能崩潰、可能重生,總之現狀很難維持。倘若你生活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國,該怎樣想像未來?即使未來發生了又怎樣,它也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嗎?那深層的危機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

人們越迷惘、越無力,中國就開始變得越神秘,似乎它從來如此,也將永遠下去。一艘沉船、一壇醬缸、一間鐵屋子。在南京,我聽到了兩個最新的比喻,「中國就像是一輛正開往懸崖邊的公共汽車,沒人知道該怎樣讓它停下來,有能力的人紛紛選擇跳車」,一位歷史學家說。而另一位則說中國就像一頭即將垮下的駱駝,四周擺滿了稻草,不知哪一根會最後壓垮它。

比喻給人安慰,它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它也是推卸個人責任的方式,因為不敢面對個人的困境,害怕承擔個人責任,我們要不斷重申集體的困境。一百年前,人們要辦雜誌、報紙,出席公開演講,分享這些憂慮,現在人們發微博,在瞬間體驗同樣的悲觀、荒誕與歡樂。

這些笑話、抱怨還有憂慮可能不過是另一種自我沉溺與消費,一種身份確認,我們沉浸其中,自我滿足,無法使它轉化成更深入的思考、更具體的行動。

在一九五七年到蘇聯的旅行中,思想史家以塞亞.伯林(Isaiah Berlin)發現這樣描述這個剛開始鬆動的極權系統下的人民,他們興奮的談論政治,但「他們也就像學生討論那些超出他們理解能力之外的嚴肅公共問題一樣興奮、好奇而又不負責,是為了好玩,別以為他們會拿它太當真,他們不過是說些膽大的、觸碰禁區的話而獲得某種快感」。

很有可能,這正是我們談論中國的真實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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